小时候真的很淘气，挨打自然也是家常便饭。时间长了，逐渐发现这挨打也是一门艺术。
父亲工作忙，性格也比较宽容，对于一般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懒得过问，因此不大承担“执法者”的角色。主要任务是“理论疏导”，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提起的一个词——“核讹诈”！
母亲要求比较严格，对于嬉戏打闹、爬墙上树、深夜不归、考试成绩下滑等“轻微犯罪”，往往用罚站、罚跪、罚做家务、写保证等“简易程序”处理。当然用的最多的就是写检查和写保证书(我的文学梦或许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屡教不改的惩罚中萌芽的)。
只要出现“三破”——打破别人家玻璃、打破别人的脑袋、撕破别人的衣服等此类情节较为严重、需要附带“民事责任”的“严重违法行为”，必然要遭到母亲严厉的“打击”。在那个年月，赔钱容易挣钱难，不严厉打击“首恶分子”，一旦其他孩子群起效仿，恐怕难以遏制“资金外流”的势头，最终必然导致家庭整体经济的崩溃。
母亲最不能容忍的是偷鸡摸狗、上房揭瓦、坑蒙拐骗等严重“犯罪”行为，一旦出现苗头，则采用乱世重典的方式，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千方百计把罪恶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扼杀于摇篮之中。
很多时候其实是“冤假错案”。放学回家路上经常会碰到那几个小混混(也称小流氓)，冲过来就搂住脖子要“搭便车”。惹不起也躲不起，为了避免挨揍，只能委曲求全，替人家背个书包、拿个衣服之类。有好事者看见便会告诉母亲，说你儿子已经堕落成为“团伙”成员。母亲对此总是宁可信其有，于是提前与父亲“预谋”，对用什么方法、使用什么“刑具”、下手轻重、谁唱红脸、谁唱白脸等细节进行反复磋商，只等“嫌疑人”落入“法网”。
经过“刑讯逼供”，确认仅仅是“同路不同心”，母亲便会蛮不讲理：“怕小流氓打你就帮别人拎包，你就不怕我打你？下次就是打死你也不能帮他，难道还没有王法了？”
最可怕的是查有实据，小孩子贪玩、也贪小便宜。路过别人家菜园或者遇见推销糖果的小贩，顺手牵羊的事情没少做。如果被父亲发现，则下手极狠，不到皮开肉绽绝不罢手。有时见母亲在旁边流泪，便想跑到身后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肯定会亲身体会“男女双打”比赛的残酷。这个时候，母亲绝不护短。
30多年过去了，家里5个孩子始终保持着洁身自好的习惯。不愿、也不敢去做损人利己的事，谁又能说这不是母亲打出来的艺术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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