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老娘”想得到来自我大哥的更多的关照吧 ”
我只知母亲怀了我足足十三个月，才在重阳那天把我生下来的。我还想知道自己是清晨还是其它什么时间段来到人间的？可母亲竟然想不起来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我的生辰不得而知呢？
是因为当时母亲怀我时被邻居村人吓的？母亲过了预产期，我还迟迟赖着不肯出世，邻居村人就充分发挥想象力了，揣测母亲肚里的这怪胎，究竟是一肚青蛙呢？还是一肚蛇？
是因为母亲生太多孩子了？这个那个的，能记清一个个的生日已经很好了，具体生辰实在是很难记得了？
现在的孩子，因是独生，太金贵了，被家人奉为“小皇帝”，满月大摆喜酒，年年生日大摆喜酒。而我的生日观念则非常的淡薄，印象中，这一辈子自己从来没把自己的生日当回事。
那么是否有谁给我做过生日呢？仔细回想回想，还真有一次有人想起给我做生日呢！
那是1968年的重阳节，秋高气爽，有个老人突然来到我家，拎来满满一篮的生日粿，说是特地为我做生日来了！她是我们家住在新塘边那座废弃的雕堡里时结识的。
那时，我父亲是新塘边小站铁路养路工区的养路工，大哥在玉山中学读高中，同班同学里的严绍才也是新塘边人，于是两人就走得很近，一道去学校，一道从学校回家，就这样，他家和我家也走得很近了。
绍才的母亲很喜欢我母亲抱在怀里的我姐姐，她认了我的姐姐为干女儿，成了我姐的“老娘”，我也叫她“老娘”。
我大哥高中毕业后，因借父亲是铁路工人的光，去了上海铁路局工作，而他的同学绍才则回到了新塘边农村务农。这让绍才非常的痛苦：我的学习成绩比他优秀，凭什么他能去大上海工作，而我只能回农村背锄头？
大哥在上海铁路局是做人事工作的，后来做到了人事处处长的职位。因绍才是他同学，她妈又是我姐的“老娘”，所以，大哥就把绍才介绍到了铁路部门工作。
绍才的工作单位是金华铁路车务段，每天的工作就是给蒸汽机的火车龙头加水。他对自己的工作极端的不满意，始终有个心结堵在他心里解不开：我的学习成绩比他优秀，凭什么他能在上海铁路局机关工作，而我只能风吹日晒地干苦力工作？
绍才怎么想都想不通，就被堵在心中的郁结折磨出了精神病，回到新塘边老家，与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好在虽不上班工作了，但铁路上是铁饭碗，每月工资仍一分不少地领着，起码他和他的母亲生活有保障了。
也许是“老娘”想得到来自我大哥的更多的关照吧，她不仅认我姐为干女儿，后来她又把她的孙女玲凤许配给我那在部队参军的二哥，一直与我家保持着友好关系。
自“老娘”拎了满满一篮生日粿来过我家后，我母亲就觉得欠了她一个很大的人情，就叫我和二哥在正月里去新塘边“老娘”家还人情。
我和二哥乘着“铁棚车”去了“老娘”家，恰巧“老娘”出门去了，家里就绍才一人。他看见我和二哥，一点表示都没有，中餐他只自管自拿东西吃，让我和二哥俩饿着。
我听说，他闲在家里，整天只做两件事。一是去茶馆喝茶，二是背个锄头到田间做坏事。田里插上秧后需要堵上田缺保住灌水，可他要把一个个田缺全打开；秧苗结穗后需打开田缺放水，他偏要把那些打开的一个个田缺。凡事事他都要与人对着干。
晚餐时，绍才家亲戚把我和二哥请了过去用饭，这时，绍才显得格外的客气，使劲叫我和二哥夹菜吃，还不时给我和二哥夹菜过来。
吃着晚饭时，不经意间，我抬头看到楼板上架着一口棺材，吓得了再也不敢在新塘边过夜了，连夜乘“铁棚车”跑回了家，极端恐惧的心才渐渐得以平息。
70年代初，上海有7000多名干部下放到了黑龙江，我大哥也去了黑龙江嘉荫县，跟在康拜英的后面，把一麻袋一麻袋收割下来的粮食装到车上去。
这个时候，我二哥也从部队复员回来了，做了铁路养路合同工。他急着要跟“老娘”的孙女玲凤结婚，可玲凤突然悔婚了。
也许，是因为我上海大哥再也不是上海人事处处长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再没什么利用价值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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