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父亲的溘然长逝，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听说患了癌症的病人死前异常痛苦，面容也十分难看。父亲卧床三个月，后三十余天米水未进，硬靠吸氧和输液维持，临终时也未瘦得脱相，依然脸色红润，安详地闭着双眼，如同午休神游于梦乡。
父亲二三十年没进过医院，吃药也罕见，小有不适一挺就过去了。这次他是觉得胸口隐痛，偷偷地贴上膏药被我妻发现，才被迫到医院检查的。没想到竟是患了不治之症，而且到了晚期！
捧着宣判死刑般的诊断书，我的手在颤抖，心在颤抖。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守护在病床旁，我默默地祷祝父亲能凭借健康的体魄和医药的神力，像以往遇到危难那样化险为夷，平安无事。我幻想着父亲能奇迹般地站立起来，再享天伦之乐，家庭内外响彻他爽朗的笑声。
我不相信病魔能轻易地夺走他的生命。父亲早年参加敌后武工队，与日本鬼子周旋神出鬼没，双手打枪、飞身上下自行车的绝技就是在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中练就的，直到转业来农场，每届体育运动会还有他的飞车项目，他的精湛表演令后生们咋舌。离休后他也不肯在家享清福，上河套捕鱼，过江打草，有一次同去的小伙子不幸葬身于深夜激流中，他却在乡亲和家人漫天的呼唤中吃力地爬上岸来。又过几年的一个冬天，他为回城里过年的亲戚看屋子，翌日清晨该吃早饭了还没回来，待我们赶去把房门擂得山响也无动静只好破门而入时，只见满室浓烟，父亲横躺在床上，头部已触到地面人事不知，可以想得出在痛苦中做了何等顽强的挣扎。经过紧急抢救，他战胜了可怕的一氧化碳中毒，又一次从死神手中逃脱了。
父亲身体健壮，心胸豁达，性格也开朗。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无休止的揪斗，使他的几位战友含冤而轻生，他却明白地安慰我们他绝不会死，再大的打击也能挺得住。困苦已过去，灾难已过去，来到国泰民安、生活无忧无虑的今天，没想到他却染上痼疾一病不起！
父亲一米八的大个儿，红光满面，慈眉善目，两耳硕大，一副吉人天相。况且食量惊人，每顿饭都是一大海碗。我们都坚信他再活个十年二十年毫无问题，他也笑吟吟地说要过八十大寿。人都说七十三和八十四是两个“坎儿”，我的父亲刚刚顺利地迈过了头一道，怎么会突然死亡临头？
我百思不得其解。硬是不相信父亲已走向地狱之门这一冷酷的现实，悲哀也难以笼罩心头。眼看着呼吸就要停止，大夫、护士提醒我们几个子女抓紧给换衣服，我还在说“等等”，幻想着奇迹发生。直到把父亲的尸体抬上车驶向太平房，才如梦方醒，泪如泉涌。我泣不成声地问着闭着双眼、缄默无语的父亲：爸，你真的要走了吗？
当确信父亲已远离我们而去后，悲痛占满了我的心。这悲痛首先来自懊恼，越是懊恼，就越加悲痛。我懊恼对父亲活动的逼迫。自从住进医院，父亲的病情就一天重过一天，而我抱着病愈的幻想，寄希望于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厌其烦地劝说他下地活动，不知他迈出一步如何艰难，那紧锁的眉宇间隐藏着多少苦楚？我懊恼平时对父亲关心得太少。老人家怕麻烦儿女，哪儿不舒服也不声张，好长时间一吸烟就大声咳嗽，我们只是劝说把烟戒掉，而没有及时领到医院仔细检查。尽管都说这种病发现就是晚期，尽管医院的人都夸我们做子女的孝顺，而我始终有着难以推卸的负疚感。我更是懊恼没有把病情说与父亲。在他神志清楚时惟恐告知造成精神崩溃，而昏迷不醒后说也迟了，以至父亲临终时没留下一句嘱托。难道是真的无所牵挂了吗？即使是真的无所牵挂，我也渴望最后一次听到他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更深的悲痛还是来自对父亲的敬重与感激。老人家一生献身革命，对党忠贞不二，个人的事从不计较。一九三八年的老抗战，五十年代初的老十八级，离休时的工资才八十五元钱！他却很满足，说已经不少了，足够花了。这次病重仍不忘嘱咐我们把党费寄回农场，住进医院还算计着少开药少住几天给单位省些钱。父亲治家也堪称楷模。为了儿女们的幸福，在我的母亲和妻的父亲相继病故后，两位亲人甘愿放弃自己的爱情选择结合成一个家庭。父亲竭尽全力把我和妻的弟弟妹妹抚养成人，再大的困难和压力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我们从父亲高大宽阔的背影中看到了人生的价值，从他那满脸深深的皱纹里读懂了生活的真谛。老人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实在是太多了。
悲痛，懊恼和思念中迎来了父亲故去月余的祭日。我们几个儿女来到父亲的灵位前，摆上老人家平素喜欢吃而又舍不得吃的糖果、点心、花生，点燃印有冥钞的黄纸，虔诚地祝愿能在九泉之下丰衣足食、福泰安康。父亲一生为国为家劳碌奔波，却省吃俭用，从不奢侈。儿女们无法报答养育之恩，只好以祭奠亡灵聊作补偿，寄托哀思。升腾的火焰中恍惚出现了父亲和善的面容，我喃喃地说道：爸，您放心地去吧。别看您没有嘱咐什么，我们知道您想说的话、想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做无愧于人生、无愧于您的好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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