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30岁之前，我觉得我母亲是坏人，她总是无理取闹。从我记事起，她不是喝药上吊就是找邻里的麻烦，言语极恶毒，家里总是闹得鸡犬不宁。即使现在，我也仍觉得生在我母亲之下是我此生最大的不幸。我曾经是一门心思想着摆脱她：让她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下，或者我远走高飞。如果有来世且可以选择，我不愿再作她的儿子了——可我又想，来世某天看到大街上她与人争吵，斗架，被痛欧，我也必是心如刀绞啊……
我母亲几乎和前后左右的邻里族人都吵过，邻里对我家都是明里暗里结着仇怨的。我记事起，她和我的一个本族婶子几乎一见面就吵闹，经常当街扭打，直到婶子一家搬到别处。即便如此她也不消停，隔三差五地与邻里结仇，一年到头家里没几个月安宁的，吵得天昏地暗，摔盆摔碗，哭闹扭打的总得好几次。
母亲的蛮不讲理，无理取闹着实无法用语言文字很好地形容，任何文学表达都是无效的——因为我至今未在文学作品上看到类似的描述。我常想，从情节的传奇曲折上，我家是足可以拍成影视剧的，但仔细研究下去就发现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每个角色都无从下手，哪怕是天下最精明的导演，最专业的演员。但她言语的伤伤力是实实在在的，如尖刺利刃。我曾私下对我老婆形容过：如果一只狗能听懂她恶毒的话，要立马毙命的。好在我老婆是外地人，听不懂她骂人的土语(庆幸她不怎么会说普通话)。我确信我老婆若是本地人且婆媳一起生活，必定闹翻了天---知情的本地女人几乎没有愿意进我家的。我历来就断定我在老家一定是单身终老。即使是如今，我还是一听到她大声点讲话就头皮发麻。我倒是无数次希望她是个哑巴啊！
哪怕我舅舅早就给我说过我母亲是“病人”，父亲也委婉说过，言外之意是说她是个“疯子”，但青少年时的我还是无法相信这个现实。她总是言之熠熠，“罗辑缜密”，丝毫也看不出病的症状。我从十几岁董事开始就赌气不和她说一句话，持续十几年直到我近三十岁。那时也太穷，不会想到花钱“看病”这回事。
我外出打工几年后，见面也少了，也有了些收入，加上父亲去世，我逐渐冷静下来，带她来福州医院检查诊疗。医生诊断是“双向情感障碍”，开的也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而且这病不能根治，唯一的办法就是呵护它，包容它。我终于认命：她只是个病人，不是坏人。此前的一切怨恨情绪都变得不值一提了---这就是我的罪孽与福祉啊！我从此释然。
曾看到一篇广为流传文章《我的疯娘》(像是电影《樱桃》的原始蓝本)，文中“我”的境遇其实比我强得多，外人能想像“我”的境遇，却未必能理解我的境遇。按医学上看，情感障碍似乎并未到精神病的程度。但以我母亲的实际影响看，远比“疯子”更甚。我宁愿我的母亲是那样众人皆知疯疯颠颠。
我的邻居对我这一家子的看法是复杂的，同情、不屑、鄙夷、厌恶……他们也都是不得不一直忍受着。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的邻居是这样子的，我一样会厌恶。所以我无法奢望他们都像精神科医生那样谅解和包容我们。
有一次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庄子把人比作大地上的脓胞，不知他的本意是什么，但这比喻用在我家真是太恰当了！用来比喻整个人间也并无不妥。如果从适当的高空往下看，城市和村庄多像绿色土地上的一块块疮巴，人就是其间的一个个花花绿绿的脓疱。基督说人来到世间就是带了原罪的，这理论真是把世间的一切解释得圆圆满满。这和“脓疱说”不谋而合。我母亲很早就信基督教，虽然不能改变她在家吵闹的本性，奇怪的是我不曾听说她和教友起冲突，似乎只有在教会里她才能与人和平相处。其实我明白，不是她变好了，而是上帝的子民都学会了以呵护一颗脓疱的态度和她相处。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不断耳濡目染各样的家庭，仔细审视寻思，发现这天下圆满的家庭真是太少，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缺憾，带着或重或轻的病，未必会比我家幸运多少。最近上演的剧《都挺好》是多么直观地体了这样的现实啊——若没有那几个苏家的奇葩“脓疱”还能有这一出人间喜剧吗。现实中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生灵几乎都是千疮百孔，在外表艳丽多姿之下都藏着痛楚的脓疱---挤了就痛，不挤也痒，唯一可做的就是好好呵护，好好地治，别无它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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