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香港寸土寸金，满大街的奢侈品，满眼的高楼大厦，可居住条件则真是不敢恭维。一家三代五六口人，住个一二十平方也很正常。出门去大街吃饭，和陌生人拼桌是最正常不过的。过马路、逛街也是摩肩接踵，拥挤不堪。难以想象如此拥挤的生活环境，竟是购物天堂，人人向往，真不知幸福感从何谈起？
小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住在妈妈单位宿舍的地下室一个十几平方的房子里，什么样不记得了，只是偶尔听妈妈谈起。模模糊糊记得那一扇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小窗户，还有袁奶奶一家。
袁奶奶是南方人，长得小巧玲珑，白净的脸庞，永远都梳得光滑整齐的，拢在耳后的短发。袁奶奶有一个儿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尽管后来多次搬家，和袁奶奶一家一直都有联系，两个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两家人，在通讯相当不发达的年代，相处的比亲戚还亲。
八九岁的时候，我们一家搬到了一个有着十几户人家的整齐的大杂院。说是大杂院，是因为每一家在院子里各自盖了一些零零散散、高低不平的小屋，基本都是厨房。厕所是公用的，自来水管也是公用。
听大人们讲，那里解放前是一所日本人开的医院，中间那座房顶尖尖的像教堂一样的房子，地板是木头的，下面是防空洞，走起路来，咚咚作响。
因为他们家男主人是一个单位的经理，所以住的里外两间的大房子。其他人则住在大房子周围，一间一间的，我猜想，大房子一定是医生看病的诊室，我们住的则是病房。
我们曾经跑到那户人家，拿着手电筒，从地板上的小洞往下面看，看到有台阶，有些阴森森的。后来长大了，还想着，如果哪天那里拆迁，一定要回去看看下面到底是什么？也许有日本人的秘密也不一定。
我们住的那间东屋，正冲着中间大房子的窗户。那时候，电视机还不普及，后来中间那家买了个黑白电视机，一到夏天的傍晚，就放在窗台上播放，院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搬了凳子，围坐在窗前观看，《加里森敢死队》就是那时候看的，成为我儿时记忆抹杀不去的美好的回忆。
那间房子有二十平方左右，长长的，就像现在的双人病房那么大。爸爸、妈妈、我，还有妹妹一起住，有段时间奶奶也跟着我们住过。家里一张大床，一张小床，由于人多房子小，心灵手巧的爸爸在小床边搭了一块板，板的两头用角铁焊成的三脚架支撑着。白天放下来不占空间，晚上打开，小床变成了大床。床下面都是抽屉，方便储放衣物啥的。一套组合家具占满了南面的墙。组合橱前面，放了一个折叠桌子，两边放了两把折叠椅，吃饭的时候，搬到屋子中间，大家围桌而坐。房间里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各拉着一根铁丝，铁丝上挂着布帘，到了晚上，帘子一拉，一居室立马变为三居室。爸爸在房子外面又加盖了一间小房，平常做饭洗衣。一个简易的橡胶袋的太阳能放在房顶，晚上在炉子前面拉上一块塑料布，厨房就化身为浴室。我们家虽然拥挤简陋，但被妈妈收拾的干净利落，一家人也是其乐融融。
最是盼着放寒暑假，院里年龄相仿的孩子有十几个。外面的公共自来水管那里有个一米五见方的台子，我们就在那里打乒乓球，或是在院子里捉迷藏，我们家的大立橱是我和妹妹的藏身之所之一。
院子里有三棵老槐树，说它们老，是因为两个人抱不过来。还有两棵无花果树，一个葡萄架。等槐花飘香的时候，我们就用竹竿去打槐花。等到无花果和葡萄成熟了，种无花果和葡萄的人家，就挨家挨户送一些让大家分享丰收的喜悦。
有一天来了一些工人，围着大槐树量了又量，听大人们说，这里要拆了。我们自然是高兴，拆了就说明，我们要住大房子、新房子了。记忆中，他们好像来过三四次，但是，三十五六年过去了，那个院子还是涛声依旧。唯一不同的是，基本是人去屋空。现在，只有几个做买卖的租住在那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都住上了大房子，房子比原来大好多倍，但却没有了往昔的快乐。一扇扇冰冷的防盗门，阻断了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少了许多的邻里亲情。住了快二十年了，对门男主人姓氏名谁我至今都不得而知。
加措活佛说：平静的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喝起来淡而无味，却不知道，正是它的纯净无味，才让人的生命更有容量，也只有懂得生活的人，才会在这份平淡中品出甘甜和幸福的味道。
房子大了，心却空了，好怀念儿时蜗居时的快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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