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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逝的红丝巾(四)

徐慧兰第二天去找了郑福根的父母,想让二老劝劝他们的宝贝儿子。可利令智昏的郑福根什么也听不进去,父母气走后又把徐慧兰骂了个狗血喷头,而且还把她重重的推倒在地上。徐慧兰欲哭无泪,放学回到家的郑欣欣看妈妈痛苦的倒在地上,忙使尽力气将她拉起扶在床上。 徐慧兰爱怜的看着自己的女儿,含泪说道:欣欣,如果妈妈真的有一天不在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护自己。郑欣欣看着妈妈凌乱的头发,鼻子发酸,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一头依偎在她的怀里。她爱妈妈,同时心头也犹然升起一股对父亲的愤恨。

一个星期后,王莉顺利办完了和丈夫的离婚手续。而郑福根换来的是一顿正义的拳打脚踢,在场的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像观看一幕痛打落水狗的演出,幸灾乐祸笑眯眯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居然没有一人上前劝拉的。厂保卫科也轻描淡写的警告处分了肇事者,毕竟人家的老婆都被抢走了,一个好好的家庭破裂了,还不让人家发发牢骚出口气?那还有天理吗?

为此厂领导找过他谈过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批评他这种对家庭对人生不负责任的做法。郑福根有时也良心发现,央求王莉把孩子打掉,结束两人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可离了婚的王莉怎肯?从此便像蚂皮一样缠着郑福根。在郑福根被打住院的那段时间里,郑欣欣永远记住了那个与爸爸勾肩搭背的女人,那个右眼角下面长者一颗黑痣的女人。她曾把刚打来的一暖瓶热水故意摔在王莉的面前,使这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大叫着、蹦跳着跑出病房,看来热水已经溅到了她的脚面和裤管。郑欣欣看着狼狈逃出去的女人,心里顿时生出一种满足和快感。可还没有泛起笑容的脸却被重重的一记耳光所覆盖,郑欣欣没有哭,她只是用手捂着被打疼的面颊,慢慢扭头用充满疑问的目光看着病床上表情愕然的男人。此时的郑欣欣心里在问,他还是自己的爸爸吗?

碰头会照样在明亮的会议室里进行,李长鸣铁青着脸听着各小组的汇报,投影仪无声的轮放着“4.19”案件的现场图片。四月下旬的江城已提前沐浴了骄阳似火的炙烤,东南角那台“2p”的立式空调虽然呼呼吹着冷气,但在宽敞的会议室里难免给人雪地里烤火一面热的感觉。案子过去几天了,没有收集到有价值的线索,这使得刘长鸣那张络腮胡须下的面孔更带着一种凝重的青,比他去年老爷子去世的时候还要难看,郭锐至少这样认为。

刑警队的干警们到认可了他这张脸,一年四季都阴云密布。有时对他的莞尔一笑,倒觉得是晴空里打了个响雷一般,让人生出许多猜想来。记得年前的“除恶打非”会战中,全市干警一鼓作气端掉了六个在本地影响极坏的团伙,其中以“姚八子”为首的持枪抢劫、卖淫、欺行霸市等具有黑势力性质的五十二人全部落网,荣获了省政法机关颁发的“集体三等功”,并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和嘉奖。在庆功会上,人们难得看到了刘长鸣宽和满意的笑容,但遗憾的是实在是太短暂了,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就像“昙花一现”时长的四分之一......

蔡法医坐在刘长鸣的右侧,见各小组作了简短的汇报后便没了动静,便从刘长鸣面前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扶了扶镜框环视了一下大家,打破僵局道:这个案子确实有它的特殊性,现场上没有收集到有价值的生物检材,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四十二码的旅游鞋印和一条红丝巾,从红丝巾上也没有提取到指纹。而且从三起案件的时间跨度分析,每隔两年一次,我们就要分析为什么罪犯要每隔两年才出来作案呢?又为什么每个死者都是死于同样的手法,并且还都留有同样的红丝巾呢?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三个被害人的右眼角下都有一颗小小的黑痣。蔡法医说着把大家的目光牵引的荧幕上,荧幕上定格着切分开的三个死者的现场图片。

从案子的综合特征来看,报复杀人的可能性极大。罪犯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而且手法凶残果断老练,所以这个案子按我们传统的侦破方法可能困难很大,现在排查的重点应放在那些对社会不满而产生报复心理的人员,或者是在生活中受到过特别的刺激而心生怨恨的人员。刘长鸣接过话茬,拿起一支烟竖起在桌面上墩了墩,然后歪着头用手指着荧幕上说:特别对我市右眼角下方有黑痣的女同志,社会关系要彻底排除清楚,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郭锐从烟雾缭绕的会议室出来,在门口长长吁了一口气。此时已繁星满天,华灯初上,整个江城市已沉浸在绚丽多彩的霓虹灯的海洋里了。今天不值班,他打算回家洗个温水澡好好地睡一觉儿。郭锐是本市人,住在翡翠桥老城区,坐三路公交车十几分钟的路程。他沾了姨夫是地税局局长的光,托关系毕业后留在了本市,并且还顺利的进了市局。

刚走下办公楼台阶,廖芳紧走几步跟了过来。唉,郭探长还你的书!话音落处,一本书已递到眼前,这是被誉为悬疑推理之父的美国作家艾伦.坡的作品《莫格街谋杀案》。郭锐接过书夹在腋下,抱着膀耐人寻味的看着灯光下越发显得白净的廖芳问道:你对队长今天的分析怎么看?廖芳背着手,高傲的挺着胸脯俏皮的说:是请教吗?如果是请教至少也得找个安静舒适的地方,比如“嘉华士”。没等廖芳说完,郭锐已笑眯眯的向外走去。

在青年广场通往火炬路的拐角处,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咖啡屋,这里就是“嘉华士”。郭锐要了一杯“蓝山”,廖芳要了一杯老板免费赠送一包饼干点心的“卡布奇诺”。他们临窗而坐,即可以浏览流光溢彩的青年广场的夜色,又可以观赏从跨江大桥一直延伸的火炬路川流不息的滚滚车流。屋内低缓抒情激昂的《蓝色多瑙河》乐曲似乎总能勾起每个人心中的底弦,像潮水一次次永无止息的冲击岩石和海滩一般,让身心的愉悦转换成蓬勃向上的力量。

廖芳倒不客气,吃了几块夹心饼干,呡了几口咖啡,用纸巾擦着手说:这个案子如果是个案,不好说。但如果把三起案子串起来,共同点那么多,是巧合吗?显然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我赞成队长的看法。这个罪犯一定是性格孤僻怪异的人,幸运的话用红丝巾和右眼角下有黑痣的女人这两个点,可能找到“第三个点”。廖芳说完,瞟了郭锐一眼,拿起不锈钢小勺搅动着杯里的咖啡。

郭锐自然理解“第三个点”的意思。但说起第一个点,他脑海里立刻涌现出郑欣欣在医院时的模样,那飘在她胸前的红丝巾与案发现场死者脖颈上的又何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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