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七拐八拐地绕着它不熟悉的乡村小路，在路边热心的村民七嘴八舌的指导下终于到达我家门前。
一进门，父亲连忙接过并不多的行李，还没几句寒暄，就催促我们拜访亲朋。我知道，在这里个人的劳累痛楚和喜怒哀乐必须悄悄隐藏，然后不动声响地遵从父辈的请求，严格说是命令，因为这里是我生长的地方，一个中国最普通的乡村，她有着自身牢不可破的规则，不然会被说不懂事儿，不懂事儿在父亲看来是他及家族承受不了的灾难，所以我必须收起自己的疲惫，去亲近这种礼数。
连叔是村里的大能人，手下管着几十号人，带领他们为十里八乡庄户人家设计、建造房子，三十年了，积攒的除了百万的家财就是村民的口碑。
见到连叔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擦拭新买的一辆二手小轿车，一丝不苟的。一边笑着说，买来就是放着，没啥用。是没啥大用，五十几岁的人了，没驾照，也不会开，但是他眼睛里的光泄露的是一种自豪和满足。
从车子自然牵扯到房子，连叔家的房子是一个气派的二层小楼，尽管用尽了他的设计才华，尽管乡土范儿十足，但还是为一众乡亲津津乐道。说起房子，自然又勾起连叔的伤心事。
特别是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没有儿子的伤痛明显地让连叔无处可躲，就像门前刚贴上去的春联，鲜红而醒目地贴在连叔的心里。因为后天就是除夕，一家团圆的日子。嫁出去的三个女儿按照规矩是不能在娘家过年的，所以，守岁的漫长的冬夜，连叔老两口说不清楚心里是啥滋味。
随着事业的风生水起，随着一年又一年这么地过下去，没儿子的连叔已经从二十年前的“忍辱负重”渐渐变得“谈笑风生”，可是一到大年初一，看到别人家的儿子孙字在蒙蒙亮的早晨挨家挨户给长辈磕头行礼，他的痛楚就鲜明得吃不下饭、喝不下酒。
安慰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话题又再次回到车上，连叔单刀直入，问我们在北京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听到车子要摇号、房子三万一平，他愤愤的直骂娘。
乡村总是没有秘密的，邻居会毫不避讳地问我们工资多少，结婚彩礼有没有二十万。二十万是村里目前为止嫁闺女彩礼界的最高记录。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他们的自信和优越感一下子就上来了。连叔竖起大拇指夸三闺女嫁得好，彩礼十五万外加一辆小汽车。
忽然想起十五年前，也是过年，连叔到我家找父亲喝酒，说起三个闺女句句透露着赔钱货。眼睛红红的，东倒西歪，碰到我家院子里那棵大槐树上，鼻子都碰破了。那时候全村都是土路，厚厚的积雪一化泥泞不堪，不满十岁的三闺女一边扶着连叔，一边絮絮叨叨地吵着过完年要继续读书。
十年前，同龄人的儿子在连叔刻意的漠视中长大了，作为村里的风云人物，每个男儿的婚礼，连叔几乎都是座上宾。开始的时候，连叔很高兴拥有这样的身份和荣耀，后来就有意淡出这样的场面，因为大女儿与人私奔的话题街头巷尾传得连叔出不了门儿。
那年春节，父亲为来年给哥哥盖新房娶媳妇的事专程拜访了连叔。他说二女儿考上北京的大学了，小三儿成绩也不错，看吧，我们家出两个大学生，咱们村还没有吧？他想要得到父亲的附和，很急切而诚恳的。对大女儿却绝口不提。
他终于懂得了避讳，村里人也是。
五年前，连叔的事业再次攀上高峰，三闺女与我同年考上了大学，连叔主动找到父亲叙旧，看到刚出生的小侄子，他的脸色顿时暗了下来，忽而阴转晴，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国家大事。
今年，我们都回家了，父亲在厨房忙得脚不沾地，侄子总是趁我们不注意，悄悄地在院子里放上几只炮，那是他偷偷地从父亲买的长长的一挂鞭炮上剪下的。父亲宠溺地对孙子说，小时候我们都是埋在雪里的，还有你连爷，那时候他可会玩了。
连叔已经不是小时候的连叔，乡村也不是小时候的乡村，她化了妆，浓妆艳抹很时髦，可是我还是怀念那时候泥泞的雪地上的鞭炮纸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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