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六月，离汶川地震还有八个月。这一年，我在村子里的胜乐小学四年级毕业了，由于一分之差没能考上镇上的泗纶中心小学，家人自此每天摇头叹息，眼神分明:孺子不可教，前途堪忧。年少的我不明觉厉，甚至一度怀疑他们是不是隐瞒了我我身患恶疾病入膏肓回天乏力的事实。
但是，我是一个根正苗红的黄种人，身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由一张张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编织而成的国家，在家人的数次推杯换盏后，我还是上了镇中心学。
这一年九月，我的父亲开着摩托车，带我的大包小包，家人一字排开，分完开学红包以后，神情凝重：用功读书用功读书努力用功不懂就问认真听课……，仿佛我即将要被发配边疆，随时有可能会为国捐躯。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发现他们神情凝重并非造作，毕竟，他们都知道，我随时都会有可能为中国教育而献身，只有我自己蒙在鼓里罢了。
古有陈胜揭竿而起，我也曾经奋力斗争，不愿屈服于家人的独裁之下，希望能当一个走读生，无奈梦想终究被淹死在爱的唾沫之中:我们这是为了你好，走来走去读什么书？怎能安心学习？全宿没商量！
父亲送我到了学校宿舍门口，帮我安置好了行李，父子俩站在宿舍门口，我眼神凄然，父亲怒目而视，眼神坚定，如五指山。我绝望地低下了头，父亲在口袋里摸索着什么，然后说了一句:“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半分钟以后，父亲拿来了两根冰棒，递了一根给我，菠萝味的，然后把五块钱递了给我，“没零钱了，刚找的，你的生活费”，然后接着意味深长：“要知道我们废了多大劲才把你送上了镇上最好的学校，所以你以后要用功读书，不要乱花钱，该花钱时才花钱，不要学坏，等读书出来了，才能找份好工作，才能有出息，不要像我一样”。
“我知道了”，多年以来的条件反射使我马上回答并结束了这个话题。
“那我就先回去了”。
“嗯”，我转过身，发动机的轰鸣声在我身后渐渐减弱，我知道父亲含着冰棍和他的太子摩托车已经走远，我耸拉着脑袋走进了那个被称作宿舍的地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寸，坐了下来，第一次开始思考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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