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穷，鸡蛋都是稀罕物。
为了给5个孩子增添点营养，母亲养了一群鸡。每天一大早，母亲就早早起床，先把昨晚母鸡下的蛋收起来，才开始做早餐、拌鸡食。如果当天多收了一个鸡蛋，母亲整天的心情就很好，连走路都哼着家乡的小曲。
那个年代鸡蛋可不是随便就能吃的。虽然母鸡很卖力地生蛋，但是母亲还要靠鸡蛋换回各种各样的粮食，弥补口粮的严重不足。正因为如此，在我的记忆里，除了逢年过节，只有三种情况可以吃到鸡蛋：生病了、生日了或者考试过了95分。
我那时贪玩，学习成绩一般，考试也很粗心，经常丢三落四，因此对第三种方式基本不抱什么幻想。生日每年也只有一次，那就只能天天盼着自己得病。
想想现在的孩子，放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每天吃香喝辣，父母百般呵护，还是一不小心就病了。我那时可能就属于比较笨，连得病这个基本的能力也不具备。为了得病能够吃上鸡蛋，我晚上故意睡觉不盖被子、冬天使劲喝凉水、不洗手就吃饭……
想起来真的很悲哀。就是这么胡折腾，我居然还是没有得病。照样活蹦乱跳、吃嘛嘛香。那个沮丧的心情，比现在考不上大学还难过。
终于有一天，对鸡蛋这种美味馋涎欲滴的欲望，促使我“恶向胆边生”，如娴熟的蟊贼一般，悄悄潜入厨房，蹑手蹑脚在碗柜里摸出一只鸡蛋，捧在怀里，拔腿向野外奔去。
在“作案”前，我至少想好了10种吃鸡蛋的办法。可是条件有限，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参考丐帮洪七公“叫花鸡”的做法，用湿泥巴把鸡蛋包裹起来，然后找些枯枝烂叶点着了火，把裹了泥巴的鸡蛋放进去，就急不可耐地找了个破纸板使劲扇动，在烟熏火燎中开始了急切的等待……
那个鸡蛋是我此生吃过的最鲜美的一只鸡蛋。
一次得手后，看到心细如发的母亲并没有发觉，也可能母亲早已发现却故意不动声色，而我那颗蠢蠢欲动的心却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作案”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终于有一天吃饭之前，母亲让父亲把鸡蛋从碗柜里拿出来，装进篮子里挂到了高高的房梁上。我知道母亲这样做的目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金盆洗手”没过几天，我肚子里的馋虫又开始翻江倒海。无奈个子太矮，那个装满鸡蛋的篮子离我总是遥不可及。现在有句话叫“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我对此有“深刻”的感受。
当天下午，趁家里没人。我骑上围墙，用一根带倒钩的树杈，开始把装鸡蛋的篮子往回慢慢拉，设想着拽到跟前拿出个鸡蛋再推回去，这样肯定天衣无缝。
无奈技术水平欠佳，在我的“阴谋”即将得逞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逆转。一个房梁上的疤痕改变了篮子正常的运行轨迹，几个鸡蛋顺势跌落下来……我急忙销毁作案工具，逃之夭夭。
傍晚，做贼心虚的我回到家里，居然发现餐桌上多了一盘大葱炒鸡蛋。母亲若无其事地笑谈着，丝毫没有恼怒的意思。抬头看看房顶，突然发现多了一个篮子，禁不住多看了两眼，心中开始盘算下一次动手的时间。
刚吃完饭，母亲叫住了大家。指指头顶上的两个篮子说：“我把家里的鸡蛋都装在两个篮子里，就是害怕那只讨厌的‘三脚猫’再来祸祸，把全部鸡蛋都糟蹋了。这样，就是那只猫再来捣乱，我们起码可以保留一半的鸡蛋。”
随后，母亲指了指我：“以后你负责保管鸡蛋，每天吃饭前告诉全家总共有多少个，反正鸡蛋在两个篮子里，想数清楚很容易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鸡蛋用到该用的地方，防止有人浑水摸鱼，多吃多占！”
那一刻，我把头深深地埋下去，愧疚万分。我也知道：“制度”一旦健全，管理的“漏洞”就被彻底扎紧。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品尝那刻骨铭心的美味了。
多年以后，我也成家立业了。有很多机会我可以与妻子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总想着能够互相照顾，方便持家。可是每次征求母亲意见时，她老人家总是坚决不同意。
理由只有一个：千万别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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