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恩格斯的经典着作《反杜林论》，长期摆放在我的书架上。每至节假日，我都会拿下来抚摸、翻读，以寄托对遥在千里之外的亲人——胞妹云梅的深深思念。尽管这本书我已经通读过不下十遍，对其中部分章节甚至无数次重读，有些片段可以倒背如流，我仍然对它爱不释手。每读一次，那埋藏在灵魂深处的兄妹骨肉深情，就会重新涌流在我的心头。
这本书是50多年前，妹妹刚参加工作时从郑州给我寄来的。那时我正在西安上大学。
妹妹小我3岁，是和我一起在豫东平原的老家一起长大的。那时，因为家穷，我们从懂事起，就挎着篮子下地劳动，或为牛割草，或寻挖野菜，或看护庄稼。妹妹是我的影子，我走在哪里，她就跟在哪里。我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妹妹却活泼机灵，走到哪里都会听到她银铃般的声音。母亲对我说：“你两个托生反了，哥哥应该是姐姐，妹妹应该是弟弟。”我说：“这样也好，有妹妹在身边，就省得我多说话了。”
以后我上了小学，解放后又上了初中、高中，可是妹妹却一直留在家里劳动。不是妹妹不爱上学，也不是父母亲不让女儿上学，而是当时家里只能供养一个学生，妹妹是为我作出了牺牲。直到农业合作化初期，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父亲说：“让女儿上学吧，咱不能耽误她一辈子”。这样，已经13岁多的妹妹，才跨进了学校的大门。
妹妹的聪慧，胜我十倍。她从上一年级起，就连续跳级，只用了不到3年就读完了5年的课程，而且门门功课都是全班第一。正当该升入六年级时，赶上1958年的大跃进，郑州纱厂来学校招工。妹妹为减少家庭负担，腾出财力供我上学，主动辍学当了工人，这时妹妹才不满17岁。那时我正在上大学二年级，听到这个消息，心情极为沉重，我觉得愧对自己的妹妹。她又一次为我作出了牺牲。
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放光。妹妹在郑州纱厂工作期间，年年都是先进，曾被评为全厂的模范标兵。她每月二三十元的工资，自己省吃俭用，大部分都寄给了家里和我。
这时候，我也正在处于困难时期，每月13.5元的助学金停发了，学费和生活费全靠勤工俭学解决。我不得不白天上学，晚上到工厂给识字班代课，每晚两节课挣9角钱，每月挣回13.5元，仅够买餐券。那时我又特别爱买书，见一本好书就想买。大学二年级时，我在学校图书馆读了一本《反杜林论》，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论述，对唯物辩证法三个定律的论述，都精辟之极，我读得入了迷。我太想拥有一本了，就跑到街上的书店购买，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写信将这段经历告诉了妹妹。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一周后妹妹来信说，她跑了几个书店，已经把书买到，并已经给我寄出。我感到喜出望外！妹妹为我作出的牺牲太多了，现在又在千里之外为我买书寄书，我极为感动！我想，我只有认真阅读，把这本书读深读透，作为对妹妹的回报了。
不久，书就收到了。打开一看，由于邮递员的失误，书的半边已被雨水打湿，我小心翼翼地放在窗台上晾干，书页变成了黄色，但不影响阅读。从大学二年级起，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在一些重点字行下一次次地划出横线，几乎书的每一页都被划满。大学毕业后，我又带到工作岗位上继续阅读。从这本书中，我吸取了大量营养，我的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应该说都是从读这本书中学到的。以后，这本书我从省委机关带到宝鸡市政府机关，又带到宝鸡市委机关，从没有离过身。不幸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中，我的存书几乎被洗劫一空，这本书也莫名地丢失了。我痛惜之极，不得不又买了一本1970年版的《反杜林论》作为替代，现在这本书我又读了数遍，其中哲学、政治经济学部分，又被划满了阅读的横线。
妹妹在郑州纱厂工作了3年多，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工厂要精简职工。妹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带头报了名；回到农村，又担任大队妇联主任数年。以后，妹妹和当兵的妹夫结婚，不久就随妹夫转业到河北承德，重新参加了工作，直到退休。我们兄妹由于相隔千里，天各一方，见面机会少了，但过几年总能见上一次面。我到承德时，她陪我一起游避暑山庄、外八庙、棒槌峰、双塔山；她来西北时，我陪她游法门寺、秦岭、大散关，一起看风景，一起讲子女们的幸福生活，都极为愉快。
不过，人到老年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怀旧情结。每至晨昏独坐时，我都会回忆起当年我们兄妹一起生活的情景，都会记起妹妹年轻时为我作出的牺牲，一种感恩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妹妹啊，哥哥衷心祝你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20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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