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指一算，又四个星期没有回家看望83岁的老母亲了，母亲一定在家掰着手指头在数数我多少天没回家了。于是，我给大哥打了个电话说，我晚上和妻子回家与母亲一起吃晚饭，我在城里买几个炒菜，做个汤，就甭让母亲再做晚饭了。
下午6：30放学，我急急忙忙赶到家，与妻子收拾停当，带上儿子，又急急忙忙地向20里之外的老家奔驰而去。老家的交通比起五年多前，已大大地改善了，一条宽阔的柏油路，直通到老家院子的后面。刚踏上通往老家笔直的淮河路，一股股习习的凉风，迎面吹来，混着清新的麦香，犹如一首清新的小诗在心田氤氤开来，顿觉身心一爽。此时，大路两旁的路灯下，有走着三三两两散步的行人，有围在一起玩牌的年轻人，有坐在一块说话闲聊的老年人，是那么地悠闲，那么地惬意！这里远离都市，没有了城里的喧嚣嘈杂，没有城里的烟雾热浪，我想母亲也一定坐着小马扎和老人们在聊天。
爸爸，那不是奶奶吗？陶醉在乡村晚景中的我，经儿子的提醒，放眼仔细地望去，只见白而略黄的路灯下，一个瘦小单薄的身影，右手拿着老式的芭蕉扇罩在头顶上，正在目不转睛地向北眺望，是那么专注，仿佛远处的一尊雕像。那就是我的母亲，她一定在盼望我这不孝的儿子，我鼻子一酸，一股粘粘的液体滑落腮边，嘴边，咸咸的，涩涩的，我的眼泪来了。
走近了，儿子一把搂住母亲的腰，母亲吻着孙子的头，直说，你看，俺的小孙子又长高喽，好好让奶奶看看。此时，母亲的心里一定比蜜还甜！母亲一手牵着儿子，一手牵着妻子，像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在叔叔伯伯们面前走过！大哥说，母亲一听到我们要来吃晚饭，就一直站在马路上向北张望着，足足有一个小时，劝她回家等着，她总是坐不住，好象唯恐我们不来似的。刚进大门，阵阵芳香，泌人心脾。母亲迫不及待地掀开堂屋门帘，我被眼前的一暮惊呆了：一张不大的餐桌上，摆着四个盘子，两个汤碗，筷子汤匙摆得整整齐齐；几个方凳，干干净净，围在小餐桌四周。哥又说，尽管我带着菜呢，可母亲坚决不同意，非让他带着她到本村的餐馆要了我、妻子和儿子平常最爱吃的粉皮鸡块，苜须肉，地瓜丸，油炸小虾，还有蜜汁山药汤。母亲啊，你一生都在默默地为儿女付出，何曾为自己着想？这一只只从您爱河里飞出的鸟儿们，什么时候能重飞到您的身边？哪怕为您做一顿饭，刷一次碗，揉一次肩，捶一次背。我的眼泪又来了！
母亲的确老了，自从2011年患了轻微脑梗塞后，说话舌根子发硬不够连贯，老是把“10元钱”说成“一毛钱”；记性也大不如从前了，老是连我的名字想了老半天也说不出来；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可母亲非常倔强，用她的话说，只要自己能爬得动，决不拖累我们兄妹三人中的一个。母亲生了我们兄妹五个，大哥和大姐正赶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和“不学无术”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学业荒废；二哥患“婴儿瘫”床上躺了八年，不幸离去；四弟五岁那年，也不知患的什么急病，连续吐血而亡。接连的失子之痛，特别是聪明伶俐的四弟的突然离去，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一向倔强的母亲一年多精神错乱；还好，在父亲和大哥大姐的照料下，母亲挺了过来。从此，她把全家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给予了我莫大的关爱和鼓励！
母亲是个一辈子都与黄士打交道的人，那苍老的面容、单薄的身子、灰白而稻草般的头发，是母亲辛苦一生的见证。母亲的勤劳在家乡是有口皆啤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总是全年满勤，年工分是最高的，白天除了去生产队出工，夜里学要挑水、切萝卜、切红薯片、喂猪、喂羊，或者纳鞋底、补衣服、煮饭，操持着家里的吃穿琐事，几十年如一日地拉扯着五个儿女在生活的风流里颠簸。
母亲没有闪光的语言，却一句“神争一柱香，人争一口气”给了我们奋进的勇气和动力；母亲没有惊人的壮举，却在一针一线中为我们倾注了深深的爱意。记得儿时，我体弱多病，常在半夜时分高烧、惊劂，母亲像扛着一箱易碎的玻璃，谨慎而急忙地行走在沟壑交错的乡村小道上，去敲赤脚医生的门，还要在医生难看的脸色下再次赊帐。我深深地知道了，催追母亲老去的不只是岁月，还有一天天风华正茂起来的儿女！
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可她的“三寸金莲”比男人走的路多，干的活重。父亲有哮喘病，是个“药篓子”，40多岁时又得了胃病，一得就是10多年。于是，家中的7亩多地，春种秋收的任务全都落在了她的肩上，她不但是种地的一把好手，而且是收割、打场、轧场、扬场更是没比的。冬天，家闲的时候，母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费，特别是我的学杂费，就凭着她的一双小脚，一手挎着一个竹篮子，一早步行到离我村30多里外的定陶县陈集买鸡蛋，因为那儿的比较便宜；到晚上歇了多次，才勉强到家。到家后，还要放到一人多高的大瓮里保鲜。等到年关鸡蛋最贵的时候，再拿出去买。就这样，母亲凭着她勤劳的双手，顽强的意志，硬是撑起了一片蔚蓝的天空，使我在这片天空中无忧无虑地翱翔成长，成为多少年来我村第一个大学生。
母亲虽是一位平凡的劳动妇女，可深明大义，为了不耽误我读书和工作，撒了一次又一次的美丽的“谎言”。记得在我大学快毕业的那年，父亲的腿老是水肿，有时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但是因为家里太穷，父亲总是舍不得到大医院里去检查。为了减轻病痛，经常到乡镇卫生室打个小针，吃几包药，应付应付就罢了。后来，在大哥和我一封封书信的催促下，大哥带着父亲到市立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只能保守治疗。大哥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可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这一年正是我毕业最关键的一年，就是天大的灾难也不能耽误我的学业。于是母亲给我写信说，父亲的病经过大医院的治疗，基本上好了，不用担心。据大哥说，在父亲生命最后的20多天里，父亲肚子里的癌瘤已扩散满了，胃被压迫的汤水不进，神经被压迫的“六亲不认”，有时从床下爬下来，又哭又闹，也就是医生所说的“肝疯迷”，大哥总想给我写信再见父亲最后一面，可母亲还是不同意，她说，反正父亲不省人事了，来不来一个样，其实她还是怕影响我的毕业成绩。虽然我没能见上父亲的最后一面，但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抱怨母亲呢？
2011年春节，在大哥、大姐和妻子的劝说下，我把母亲接到了城里，想好好地侍候一下老人，让她过上几天安闲的日子。怎料母亲操劳惯了，闲也闲不住。她总是唠叨城里只有两个半人每个月却要吃掉乡下全家差不多大半年的油，大白天客厅的灯火不灭，用水“哗哗华”地不知心疼。每次出门动不动就打出租车，她左右不愿意。对城里生活不习惯的母亲，勉强住了10多天便又回到乡下去了。母亲是一张弓，我们则是搭在弓上的箭，为了把我们射向更高远的天空，她总是竭尽全力地去拉弓。当把我们射向了理想的彼岸，她自己却依然坚守、耕耘在我们起步的地方。
“当……当……”墙壁上的挂钟，响了10下，晚餐结束早已，又到了该道别母亲的时候了。母亲拉着儿子和妻子的手，一直把我们送到离家一里多地消防队，此时我多么希望时间凝结，哪怕是一分钟。母亲真的老了，满头银丝，在微风的吹拂下，仿佛一根根皮鞭在抽打着我的心。也许是人老倍思亲的缘故，每次当我们回乡离开时，母亲总是眼含泪水期待着儿女下次的归期。母亲常常站在公路两旁的小士堆上，手搭凉棚，翘首静待儿女归期的身影，成了我心目中永恒的牵挂！
我回头望时，又看到了那尊远处的雕像：一手拿着芭蕉扇，一手搭凉棚，翘首凝望……
母亲啊，你就是那风筝线，儿女就是那风筝，我们纵然是飞得再高，飞得再远，可始终离不开你的牵挂！
“母亲，回去吧！”我回过头来，朝母亲挥挥手，我的眼泪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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