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别处说过，我是一个让母亲心疼的孩子。
——写在前面的话
在一好友空间看到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的一句话，“我是一个文人，碰巧会做建筑而已。”我在想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里，是不是也只是暂时的扮演某个角色而已。而那个最最本真的自我，是否早已埋藏在了性格与灵魂的最深处，不见踪影。
像我这样的一个年纪的孩子，大多怀念童年的美好，怀念那些无邪的笑靥，怀念那些卷着裤脚打着赤脚一起玩耍的伙伴，怀念小时候的自己。我也怀念啊，怀念老屋前的栀子花，怀念母亲在水杯里插上栀子花后满屋的清香。
在我记忆里，和大多数的人家一样，老屋前有一块大空地，当地的方言称之为“台子”，家家户户都都希望自家的台子越大越好，仿佛那象征着某种地位的高低。这样的一块台子，于那时的我们是一块圣地，因为足够大，所以我们能在上面打弹珠、“斗鸡”、“跳石子”、跳橡皮筋、踢“火烧云”，等等等等。想想那时的我们玩的多么有花样啊，那又是多么的快乐啊。快乐，好久没有真正的体会过那样的感觉了。
我真的不是一个喜欢花的人，对于花、草、树木，直到现在的此刻，我依旧不敢肯定的认出某种花，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叫做另一种“花痴”。可是，老屋前的那一棵栀子花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我记忆里悄悄的占据了那样让我难以忘怀的地位的。我依稀记得，我家前的那颗栀子花树开的花特别大、特别香，隔壁家的姐姐都曾在我家树上摘过。当然，她是问过我，经过我同意的。因为，母亲每天晚上都会去数那树上的花朵，多了少了，都是逃不过她的眼睛的。现在想想，母亲也是一个爱着栀子花的人。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男人，有着传统的礼教思想，当然这里的传统礼教不是那些古老的三纲五常，而是书本上称为“思想道德、文明行为”的东西。这些东西的植根，应该得因于外公的。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父母就外出打工，而我则去邻村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记得小时候，每天都会有一堂“思想政治课”等着我，而上课的老师就是外公。我想我应该是要感谢他的，要不是他从小管教，我不可能在童年的大多数记忆里都被周围乡亲们称赞，他们的称赞都会提及到两个词语“家教”和“懂事”，可能这是那时的农村人所认为的最好的两个词语，我也同样喜欢着。我喜欢别人夸赞我是一个有着家教的孩子，夸赞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而母亲，在我后来长大一些后的记忆里，曾不断的跟我说过，她很庆幸我是一个有着家教、懂事的孩子。现在想想，那时的我作为一个“儿童”，好像也“被留守”了一把。
后来，到了初中。父母都回来了，据说是在家里长辈的劝说下回来的，而理由就是我。因为，我上了初中，大了，担心我不受两位老人的管教了，担心我变“野”。而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因为我的一位堂兄作为对比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是从大人的角度来看的，而那位哥哥曾经，也将永远会以我儿时的崇拜对象活在我的记忆里。
也就是这样的时候，像所有的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村人一样，回家拆掉了老屋，建起了新的两层楼房，砍掉了那颗栀子花树。当然，那时的我也是相当的高兴，甚至是兴奋的，所以完全不会感觉到栀子花树已经不在。因为，我终于可以在家里爬楼梯了。那时的我，当然不可能想到多少年后我会如此的怀念老屋的格局，怀念老屋前的那棵栀子花树，怀念那白色的栀子花。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慢慢长大，而记忆里衡量一个人大小的似乎不是年龄，更多的而是年级。读书，成绩，成了母亲对我极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庆幸自己在成绩这条路上，并没有让只上过小学的母亲失望。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不止一次的跟我说过，她和爸爸一生都是农村人，而这辈子最大的追求就放在了我的身上。她说，她希望我好好读书，将来走出农村，不要像她那样一辈子都过的这么苦。她还常说，我的努力，是她甘心吃苦的唯一理由。
记得，第一次高考，说好了不让母亲来学校看我，可她还是来了。她带我去学校外面的馆子里吃饭，像母亲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勤俭的农村人，是万万不会想到自己去下馆子的。她怕我生气，一路上跟我解释，说是自己本来在田里捡棉花，可是乡亲们都说她怎么不去陪我考试，说得她不好意思，就来了。我无意考证她是否撒了谎，我想那也没有必要。
可惜我第一次的高考是失败的，我选择了复读，她对此极为支持。我感谢她，因为复读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而言，经济上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再加上我的失败对她心灵的创伤。好像记得我因为分数太低，去复读光“调节费”就交了3000多，再加上高四一年的各项费用，我一直觉得那对她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后来，她告诉我的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自己努力，我就心甘情愿的吃苦，在田里哪怕累死，我心里也是高兴的。
我也是有过叛逆的，像每个青春期的孩子一样。记得高二那年，不管母亲说什么，我总是喜欢跟她对着干。对她说话，也总是粗声粗气的，甚至蛮不讲理。她好像也是发过火的，但很少很少。后来，她告诉我说，你每个月就放两天假，我舍不得跟你吵，就由着你了。还有后来高四，因为手机被没收而跟班主任对着干，她也是费了不少心的。还好在那样一个总体成绩不那样突出的班级里，我在班级名次上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各科老师都帮着我说好话，事情很快就解决了，而她也就省了不少心。
我还记得高一那年的平安夜，我打电话给她，告诉她今晚是平安夜。还记得，那年我故意借同学的MP3带回家，就是为了让她听一首歌，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然后让她猜歌名。我想，那时叛逆的我，也还是没有忘了送给她些些欣慰与感动的，但我深深的知道，这与她给予我的那样一份爱啊，是远远的不够的。
2010年的夏天，应该是她这辈子最高兴的一段时光了，因为我高考的分数超过了湖北省的一类重点线，也就是说我过了“一本线”。这真的是一件值得她高兴的事，虽然现今的我深知就读的这样一所一本学校，并不是多么大的荣耀。可在她所有的记忆里，这应该就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假若真的如此，我愿意这个谎言继续下去，至少让她也可以多高兴一些。若这是一种自私，那就原谅我这卑微的自私吧。我相信，我是不会让她失望的，我又怎会忍心让这样的一个人失望呢？
也许从2010年的9月开始，从我踏上湖北开往徐州的列车开始，她的心就对另一块地域、另一个地名产生了无比地牵挂——徐州。她常说自己老了，好多东西都记不清了，甚至连简单的计算都不灵活了，在买菜的时候都不会算账了。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温柔的人，而她常常只有把苦水像我，她至爱的儿子，吐露了。可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哪怕是在她的面前，我也没法对她展示我的温柔与体贴。我一直觉得她过的很苦，可她总是说，只要我努力，她就情愿吃苦。
大学开始，我像一只被束缚了多年的风筝，突然挣脱了握在她手中的线，一学期就给她打过两三次电话。她说，她那个时候天天都在想我，在担心我。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千里之远。后来，也许是我懂了一些道理，我深深的记住了那样一句话“你不想家，可是家里人在想你”。我开始一周给家里一个电话，有时候接电话的是爸爸，都不善言谈，说不上几句就挂了。可我还是相信这样一个电话能让她安心，哪怕并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每次跟母亲讲电话，她总会说到三件事：1、好好学习。2、做人圆滑点，跟室友同学处理好关系。3、照顾好自己，钱不要省。而第三件事则往往是以代爸爸交代的口吻说出来的。我说了，我是一个让母亲心疼的孩子。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大学里的学习不够努力，我的同学关系处得也总是不好。她说过要我学着圆滑，可惜我是学不会的，也是不愿意变成那样的。我知道，她是吃够了老实的亏的了。
母亲的生日就快到了，按照西方的习惯，似乎是要给母亲送上一束康乃馨的，可惜以前的我从不曾送过她花。而现在的我，也没法送去一朵花。
假若可以，我倒是愿意给她送上一只栀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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