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是父亲离开人世10周年的日子。儿年少时，您含辛茹苦将我送入学堂，并骄傲地对别人说道：
“我儿认得工分了”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父母靠着每天在生产队挣到的工分供养着我们兄妹五人。我的儿时记忆中，父母与工分有解不开的情结，“工分”——这个特殊年代的产物，促成了父亲坚决将我送进学堂里的举措。
那年，父亲扛着家中的那个小方桌，母亲手搬一只小板凳，我则背着前一天母亲特地用二尺布票为我扯回的草绿色卡叽布缝制的书包，跟随着父母来到村中的一所学堂。那所学堂其实就是生产队上废弃的一间仓库，四面透风，屋顶还时不时漏雨，一侧墙上悬挂着一块用黑漆油漆过的不足一平方米的木板，那就是老师教我们认字的黑板。
父亲简单地向老师交待了几句便留下了我，又急匆匆地去生产队做工分去了。
那时候，生产队有五、六条耕田用的水牛，平时需要社员家每天轮流去放养——牵着它们喝水、吃草，早晚整理牛栏。这样的活计，一般的家庭都是由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完成，大人们都要抢着在生产队干工分，人们把这样的孩子称为“放牛娃”。我是家中最大的孩子，也正值“放牛娃”年岁，许多人不解地问父亲：“你家小家伙正好能放牛挣工分，你为什么不让他去放牛？”父亲爽快地回答：“我不要我儿挣工分，我要我儿认工分。”
“认工分”，我一度不理解，工分只有挣的，哪有认的？后来，我才在母亲那里得知：认工分其实就是念书、识字、学数数。原来，父亲极力将我送去上学就是为了这些呀！
小学三年级，我告别了生产队那间仓库教室，来到离家1.5公里外的大队部所在地，那儿有一所正式的村小。这一年，老师教授的数学课几乎全是珠算，也就是父亲所说的打算盘，为此，父亲还特地在生产队旷了半个工，花了8元钱为我从县城买回了一把算盘。珠算课上，老师捧着从生产队记工员那儿借来的一本本工分表让我们练习，具体的练习项目就是核对每户、每位社员工分表上的十天一小计，一个月一合计，一年一累计，看是不是同记工员累加的数字相符。那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工分，为什么工分是社员们的“命根子”。当年的珠算期终考试，我获得了全年级第二的好成绩，并捧回了一张奖状和一把别致的算盘，那一刻，父亲逢人便说：“我儿认得工分了。”
“我儿认得工分了。”我一直在父亲的驕傲声中上完了小学、中学，虽然与大学擦肩而过，但我一直得益于“认工分”时练就的珠算技能。这些年来，每逢村中或亲朋好友家有红、白喜事涉及到账目时，我都会成为他人羡慕的“管账先生”一员
随着时代的变迁，“工分”一词已逐渐淡出我们的记忆。父亲当初送儿上学，不图日后他儿荣华富贵，只为他儿能认得那赖以生存的工分，父亲的心是那般地低而现实。
“天堂”里的父亲！您过得还好吗？“天堂”里不需要工分，但儿还是奢望地想再一次听到您说一声：“我儿认得工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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