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深巨的痛苦，往往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而是挂着泪珠的苦笑。这是我在春节期间观看昆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时的深切感受。当梁祝这一对恩爱情侣，被封建观念浓厚的祝员外和封建恶势力的代表人物马文才生生拆散时，留在祝英台心灵上的创伤是是何等深巨！可是英台又不能对山伯说出真情，只能将这种巨痛用“强颜欢笑”压在心头。
且看到祝英台这段唱：“祝英台听说来了梁山伯，不由得又喜又恨又悲哀。喜的是山伯他来得真快，恨爹爹攀高结贵图钱财。悲的是终身事无权主宰，哀的是棒打鸳鸯两下拆。他那里喜形于色正等待，我只好强颜欢笑下楼台。”此后不久，梁祝这对年轻的生命，就被封建势力活活地葬送了。
听到最后这一句时，我也禁不住流下泪来。我似乎看到了祝英台强颜欢笑背后所遭受的那种痛苦的煎熬和强压疼痛时所经受的惨烈挣扎。此时，我平生所经见的挂着泪珠的苦笑，也一幕幕从我眼前展开。
七十年前一个临近春节的冬夜，我家对面的饭铺里摆着一桌酒席，一个年近三十的农妇正在眼含泪水，强笑着为在座的几位乡绅斟酒，口里还不断说着“望多多通融”乞求似的话语。这位农妇就是我的母亲。
起因就是这天上午，我的父亲与外号黄鼠狼的恶霸地主的一场争斗。父亲是一个胆小怕事的贫苦农民，只因为忍受不了被黄鼠狼无理欺压殴打起而反抗，致两者互有轻伤。黄鼠狼恼羞成怒，立即勾结伪乡长胡老伍，派乡丁将父亲绳捆索绑关押进乡公所里。母亲满含冤屈欲上门评理，可乡亲们说胳膊扭不过大腿，人家手里有权，你还是请请客，求人说和说和吧！经过乡亲的说和，黄鼠狼一口咬定“送一石粮食过来了事，不然就押他个三年五载”。母亲只得东挪西借，费尽千辛万苦才把父亲赎了回来。
这件事过去了六十多年，可是在这桌酒席间，挂在我年轻母亲强笑着脸上的那两颗屈辱的泪水，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另一件事，是1965年我在西安郊区搞社教时遇到的。村里有一位年近40的妇女，名叫姬凤兰，人长得很漂亮，却不会笑，群众都叫她‘木美人’。我有点奇怪，多次登门了解缘由。直到第二年春节将临社教工作队就要离村时，她才向我述说了实情。她说，她是解放前16岁时，从河南随父逃荒来到西安的，因生活无着被卖到妓女院，过了5年屈辱生活，直到解放后才被解救出来，与现在的铁路工人丈夫结了婚才过上平静的日子。说起来那5年的生活，她仍然泪流满面。
她说：“你知道什么是卖笑吗？就是脸上挂着泪水的苦笑。开始进入妓女院时我因为不愿接客，被打得浑身是伤。后来被迫接客时，又说是流着眼泪，没有笑容，还是挨打。再后来接客时，不管是什么样的客人，我都得强颜欢笑，心里再苦也得哄客人高兴。自己实在苦得难受，就在背地里痛哭一场。后来强装欢笑的时间多了，麻木了，到解放以后自己也讨厌了自己的笑，反而不会笑了。这就是我这个‘木美人’的来历。”
啊！从痛苦，到强颜欢笑，再到不会笑的“木美人”，在灵魂深处所经受的创伤之巨大，这在我们一般人恐怕是永远也难以体会得到的。
从1949年以后，我们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这种挂着泪珠的苦笑本不应该再有了。可是，由于某些原因，这类事情仍然时有发生。发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尚爱云一家身上的事就是一例。
尚爱云和老伴李三仁都是退休工人。1996年在一起家属院公厕杀人案中，她的二儿子呼格吉勒图被一些法官屈打成招，判为死刑。63天后，这个年仅18岁的鲜活生命就被含冤剥夺了。2005年，此案的真凶出现，尚爱云多次上诉，要求重审儿子一案，却遇到重重阻力，直到2014年底才由内蒙古高院作出呼格吉勒图无罪的判决。
今年春节，是呼格冤案昭雪后的头一年。尚爱云一家又喜又悲，他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不禁露出“挂着泪珠的苦笑”：
“我流的不是泪，是心里的血！”尚爱云对着媒体一字一句地说。
“我们又喜又悲，喜的是终于给儿子洗冤，悲的是儿子已经活不过来了。”李三仁说。
“18年的冤屈，9年的上访之路，终于等到了无罪宣判，但这个时间拖得太长了，正义抵达得有点迟。”小儿子庆格勒图称。
这些话语，字字是血，句句是泪。他们的笑容，早已掩埋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了，让我们听的人都感到撕心裂肺，痛苦难忍。此时，贴在尚家门上的那副“平安如意年年好，人顺家和事事兴”的对联，倒像是来自遥远天国的梦想。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我们这个社会从古至今都充满着矛盾，旧社会有，现在也有。在充满着矛盾的社会里，这种“挂着泪珠的苦笑”是难免会要发生的。但我想，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我们应该而且完全能够做到：让它少一些再少一些，让人民真正生活在发自内心的欢笑之中。这正是亿万人民的期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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