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长辈相比知足了！ ”
苦难中国长辈的穷，是你们这一代所无法体会的，请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杭州被日本人占领后，杭州农大在读的我父亲、年仅17岁在代课的我母亲，同时报考抗日战时青年工作团受训。先就职于永康、云和的浙江省党部，又翻山越岭徒步来到永安的福建省党部参加抗日工作。相约抗战胜利后结婚，于是在1946年中秋才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
51年我上了小学，当时母亲留用在县粮食部门当会计，能拿津贴费。本身瘦弱且生肺病的父亲带着我兄妹，在小脚老外婆家务农，则难以糊口。早餐的饭稀的没有几颗米粒，等不到下课就尿急，撒了尿就肚子饿。放学回家找不到外婆，原来外婆趴在池塘出口，捞人家洗菜丢弃而漂下来的菜叶帮子充饥。
雪上加霜的是，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被管制。连思想进步、工作出色屡评先进的母亲，以“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你们财会人员在农村大有作为”为由，也摆脱不了被“谨慎清洗”的命运。我记得最早的粮票，是统购统销后春荒时的返销粮票。人家粮票不够，可是我家钱不够，不到一毛钱一斤的米，我排一次长队，只有买5斤乃至一斤米的钱。5口之家啊！父亲只能卖掉冬衣买米，我家从此就吃上了野菜。
那时很少有化肥，尿肥是很值钱的。由于餐餐都是清汤寡水、导致我家连尿也没有气味，根本不值钱，这在整个生产队是出了名的。父母亲又都是半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活，仅二毛钱而已，真的一分钱恨不得掰二半用。那时在农村大家都穷，我家为甚，且不是一时之穷，而是长期皆穷。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在饿肚子。与我父亲情况差不多的几个亲戚，都是50来岁的戴帽老知识分子，因为营养不良，全患浮肿病死了。这并非偶然，在农村50岁上下的人必须天天去干活，但是身体开始衰退。我也已经在干农活，亲眼看见饿极了的农民生吃麦粒、菜叶，乃至谷子，至于萝卜、红薯，拔出来在草皮上擦一擦就吃。而50来岁的老知识分子当然拉不下这个脸，且还有刘文学般（我也是），深受阶级斗争、不怕牺牲的传统教育，完全没有安全避险意识者的眈眈虎视，他们敢乱说乱动吗？有那么多的人饿死，他们不饿死才奇怪呢！我母亲则在屡次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尽管皆查无问题，成为政治上打不死的小强。但是身体呢，在文革开始无端关押后，炼就左手打算盘的出色会计，终究还是在文革中郁郁而终。可惜了曾经的时代热血青年，本来可为中华复兴，作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儿时的穷，使我养成绝不乱花钱的节约习惯，出门只吃快餐，从不上酒吧、宾馆与各种厅。且绝不挑食，与当年聊以活命的野草相比，现在的普通食品，在我眼里都是美味。
1962年我当学徒，64年作为木匠开始打工后，才松了一口气。作为一辈子打工到70岁的老农民工，与年轻人相比，当然是吃大苦耐大劳。但是我活到了今天，特别是见证了中国社会回归理性，日渐进步，安定，繁荣。现在买了失地保险，每月可领到1000多元，能够自由稳定地生活，与长辈相比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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