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庆幸自己遇上冬季那场高考。 ”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作为“文革”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考生，我不禁回想起当年参加高考时的日子。四十多年前，我是一个农民，意想不到却因为1977年冬天一声惊雷全国恢复高考招生。我这个穷山乡僻壤的农民居然顶上了大学生的“桂冠”。回想起我的命运因那场高考发生转变的日子，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我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那年代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去“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满腔热情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没多久就把耕田种地的十八般武艺练得样样精通。后来我担任了生产队的“科研组长”，水稻选种育秧病虫防治、稻田诱蛾灯安装管理……样样都干得有模有样。每到冬季，我白天参加“农田改造，冬修水利”，夜晚参加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节目排练或下队演出，好像有使不完的劲。春去冬来，一干就是三年，眼见得一起回乡的同学，一个个远走高飞，他们先后被推荐招工、上大学、参军。而我这个在学校被誉为“考不倒”的尖子生。虽然在生产队表现不错，还获得过公社的优秀团员，但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就连当民办教师的资格也轮不到，面对当时不讲公平竞争，“出生决定命运”的无奈现实，我陷入了彷徨和苦闷之中，悲观、颓废使我内心感到一片苍凉，以至变得麻木，不敢有什么奢望。1977年冬天，从部队复原在省城工作的堂兄皓好哥来信，告诉我升大学不用推荐了，并鼓励我火速投入复习，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得此消息，我兴奋不已，但这时离高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听说高考需要照片，于是我们附近几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约徒步到十公里外的照相馆照相，当时我穿上堂兄送给我的旧军装，虽说我蓬头垢面，但有机会参加高考的喜悦分明写在脸上，扣上风纪扣倒是挺精神的。
我带着照片去公社报名，报考理科，这是父亲为我决定的，他说文科政治性太强，以前写文章写得好的人，多半成了“右派”，他担心我重蹈复辙。
高考报名后，母校的老师让人捎来口信，告诉我母校办了补习班，说以前成绩好的袁亚湘、李力争等同学已进补习班，建议我也去参加，还说老师估计我很有希望。老师的鼓励和关爱使很是很感激和兴奋。我多想再回母校吸吮知识的乳汁，积蓄力量开启理想中的大学门。母亲最能理解孩儿的心思，她几乎是哀求地对我父亲说：“就让满崽去吧!”但父亲一声不吭。母亲无语，用她那干瘦的手擦拭着滴滴泪水……，不过我理解父亲的苦衷。一是家里连买盐都困难，哪还有钱让我去读补习？再是，那时虽说打倒了“四人帮”，我国正在拨乱反正，但是那年代“极左思潮”在我们穷山乡僻壤还根深地固，人的思想还没有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解放出来，当时大队上正在搞冬修水利大会战，我去读补习班，父亲怕背上纵子逃避冬修水利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名；怕由此挨整受批斗；也怕由此影响我的政审合格。
因而，我只能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带着满身的疲惫，在灯火如豆的煤油灯下拼命苦读到鸡鸣。冬天的夜里很冷，北风从墙逢瓦隙里钻进来，令我直打哆嗦，于是我找来一床黄得发黑的破旧棉絮垫在一张硬板椅上，然后坐上去把自己包裹起来看书。在那些日子里，每到深夜母亲就会轻轻叩开房门，递给我几个热乎乎的红薯，并催促我趁热吃了再看书。于是母亲微笑着坐在一旁，满意地看着我狼呑虎咽把红薯吃完。然后轻轻给我关上门，我从门逢里看着体弱多病的母亲提着暗淡的煤油灯向低矮破旧的厨房那边走去，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伤痛。
母亲的红薯很甜，蕴含着一份浓浓的亲情，倾注着母亲一生的希望和爱。我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为母亲，也为自己。尽管我复习很用功，但毕竟可利用的时间太短，有些应自习复习的教材还来不及翻看，高考日期已到，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考，待高考揭榜我还真上了分数线。那次高考，我们两个公社共一个考点，集“文革”以来共六百余名考生，只有两人高考上线。我母亲说：“难得好像过去上京城赶考‘状元’“。
命运对我是照顾的，1978春天，我接到了正式录取通知书，父亲点然一串鞭炮把我送到山外，我夸进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门，毕业后当上了中学教师，我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不断进步，后来成为了一名中学高级教师，现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冬季高考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但我总忘不了那场高考，我庆幸自己遇上了冬季那场高考。我更庆幸现在的年轻人衣食富足，遇上了公开、公正、公平，不受阶级歧视，人人平等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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