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会记起那年夏天，华野和我并排躺在床上，他皮肤嫩白，象个姑娘，但脸上长了不少粉刺。我们共同看一本讲爱因斯坦的书，其间，我告诉他该怎么理解弯曲的宇宙。这家伙聪明过人，末了，他高兴地打了个哈欠，表示他已经懂了。他打起哈欠来活象只老虎。
第二天，他没送我上车，他得赶到地质局上早班。我说寒假再见吧，其实我们自此再未见面。
现在我简直弄不清那个寒假发生了什么。当时我心情不好，这是肯定的。我和燕子吹了，因为她说自打和我好以后见到汽车总想迎头撞上去。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姑娘，我们曾在一座九孔桥上相拥入梦，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吹了。那个寒假，别人都走光了，我就点上蜡烛，看了一宿小说。第二天凌晨，我拎着小提琴从学校后门的弄堂里走出来，恍惚觉得这一切充满了诗意。旅途中，我给身边的小苦力买饭，因为他一文不名，下车时，我留给他一半盘缠；然后，中转站，两个凶悍的后生朝我借烟，随后他们顺利地从我身上搜罗了另外的一半。一俟到家，我便抖擞精神，写了一篇文章分析暴力，它气势恢弘，足以平息一场屈辱，但关键是，我终于扮演了一回受伤的小鸟。
我没去找华野。有人告诉母亲，你儿子最近常在铁小围墙外游荡，后来父亲说新民怎么有点神情恍惚，彼时醉醺醺的阳光正戏弄着我的脸，旁边的母亲问起那件事，我说我只是想看看小学时的校舍。说话间，我看到父亲审慎的目光，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弥漫，让我防不胜防。曾几何时，父亲还是我心中的日月，但一夜之间，他衰败了，他的人生哲学成了我和华野争论的牺牲品。很久以后，我明白父亲是多么孤独，比他的儿子孤独一百倍，单是这孤独就足以赢得崇敬。
我没撒谎，我怀念小学时光，铁小的小巧玲珑的校舍是田园牧歌与这世界的唯一关联。兰西平，睡在我下铺的老陕，和我有相同的癖好，有时我们会一起回忆小学语文的所有课文，这几乎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我们还时常提到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油墨香味，并在大学讲义中惋惜它的消亡。
然而对父母，我仍隐瞒了更重要的，我的丧魂失魄，一个老是睁着迷惑的大眼瞅我的姑娘。在铁小里，我们都还只有十来岁，但在后来的日子里，在我初谙风情，在我对记忆中的红衣女人不再恐惧的时候，爱意却象海潮一般汹涌了。
大一的圣诞，我寄了写有请耐心等待的明信片给我们县城的工商银行，别无他法，我只记得她爸爸曾在那上班。没有回音，当然，根本没有必要去期望，她是异乡人，理应回到她的故乡，一座遥不可及的海滨城市。她叫莫小澄。
妻子每每问我既然对莫小澄如此痴情，为什么还和燕子恋爱，我总说这是两码事。我妻子是画画的，为了能安心让她养活，我除了努力使自己不知羞耻外，还偶尔给她点灵感，比如，那幅《红衣女人》，现在我想起来，一个人最初恐惧的原来就是美。
漆黑的山路，吉普车，四岁的小男孩，这是***的叙述方式，不知道用儿童的语言该怎样，我现已失却了这种能力。车子刹住了，男孩坐在后座，他看到一朵红云自天而降；坐在前面的解放军司机是他引以为豪的两个大表哥，车灯下一个女人，披着红斗篷，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她不曾化妆，却长了一副化了妆似的五官；接着是表哥们神秘地咕哝，然后，不顾搭车人的拦阻，车子重新启动了；没有人叫喊，就象是一幕哑剧，一段梦境；男孩又睡了一会，直到后面车窗的响声惊动了他，他回过头，玻璃上嵌着一轮苍白妖冶的容颜，她正着迷地注视他，眼神里是无限的惊异与困惑；男孩哭起来，大表哥们挥动着扳手，他们都看到了那团暗红色的影子，在黑夜里倏地消失了。
当莫小澄第一次冲我回眸时，我看到了一副同红衣女人毫无二致的眼神。“真漂亮，”坐在我同桌的李冰心赞叹说，“野味十足啊！”他妈是个作家，所以他常能说些大家不懂的词。后来他又私下对我说莫小澄将来肯定是当***的料，我不以为然，主要是我把***理解成歌唱家什么的了，我坦白说她长的一点也不顺眼，“嘿嘿，”李冰心奸笑两声，“人家看上你啦，我数了数，她每天要冲你瞧上四十多遍。”
我说过，那年冬天，我没去找华野，实际上，我去找了李冰心，后者在一辆二手福特上接见了我。“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他笑眯眯地说，“在哪混呢？”我说还在念书，这孙子挺爱装蒜，但不回答不行。后来他执意要带我去兜兜风。一路上，李冰心操起伶牙利齿说起他跟他爸倒钢材的事，然后又上溯到他妈如何去澳洲他父母又如何离异。由于车子不断熄火，我们只好在南门口的牌楼旁停下来，李冰心说下去吃点，我坐着没动，我忍不住说你可记得莫小澄，我说了两遍，他说还想着她呐，我说你告诉我她在哪，我这么问是因为小学毕业后，他们都上了二中，他吃吃笑着说不知道，因为他后来转到四中去了，他也不知道她家在哪，因为他不关心这个，我说你给她写过情书，他说得了，那都是什么年头的事了，我说是四年级的事，莫小澄把它给我看了，“她都给你看啦，”李冰心说，脸上是我久违了的奸笑，“因为她对你有意思嘛。”然后他开始打量我，那副神情就象是把我看透了似的。我无所谓，我在想那时我是个好学生，那时人人夸我长相清秀。
在往日的迷思中，我习惯了那种无限递增的怅惘，但它依然是陌生的，怅惘大得不能承受时，正如痛苦的极至，正如虚无，一切已依稀难辨了。现在，这种迷思本身已成为被迷思的对象，但在当时，我耽于这妙不可言的迷思中无所作为，因为我无从下手，莫小澄，作为一个哑谜，成了死的象征。相比之下，把悬置多年的华野复位似乎只是举手之劳，现在我知道这是错的。
那晚上，阴雨绵绵，兰西平说，老天爷和地母在无休止地淫乱。彼时，我俩正一块做着毕业论文，我们想尽快做完，以便能安心狂欢。后来我接到父母的电话，他们搬到北京了，那座小县城，从我记事开始，就知道它民风刁蛮且误人青春，现在他们可以扬眉吐气，换上一座久慕的城市安度晚年了。我给华野写信，急就章式的总结自己一年来的心得，我说你推崇的老子恰恰是矫柔造作的，而踏踏实实的孔子或尼采倒是效法自然的典范。没有回音。狂欢开始了，跳舞，喝酒，挎着吉他闲逛，为没有***经验而羞愧。在那个有钢琴和古筝的酒巴里，兰西平破了童子身，“销魂吗？”“和梦遗差不多。”他说话时，白衬衣泛着蓝光，借着它，我们搜寻着跳贴面舞的姑娘，偶尔，莫小澄象女神一样在墙隅中显现，迷茫的大眼透出无限的仁慈。清晨，燕子来了，还记得从前，我在阴湿的走廊里等你么？多优美的问候，真是多情种，跳吧，为了相恋时只会傻呼呼的唱歌，为了傲气，因为除了跳舞，我不问她的私事，也不碰她的身体，我们跳了七七四十九晚，然后各奔东西。
兰西平要是活到今天，我说不定会打电话给他，提醒他十年前我们约定的日子就要到了。届时我们将回到那个酒吧，斟上杯生啤，听段《月光》或者《阳关三叠》。传说他死前吸过毒，后来他爬到一座尚未竣工的大厦顶端，问一个偶遇的建筑工借了笔，写了遗书压在砖头下，然后纵身一跃。人们说他的身体已变得酥软无比。过了许久，我得到这个消息，我流了泪，那是我最落拓的时候，工作丢了，没钱租房子，我开始东跑西颠，先在肯德基打了几个月零工，然后不辞而别进了期货经纪公司，干不好又去搞传销。父母说回北京吧，我们养你。我拒绝了，那时我还有很强烈的羞耻心。
我住在一个叫南极乐的旅馆里，月租一百五十块，在这儿，通过一种简捷的方式，我认识了妻子。当时我到她屋里推销化妆品，她租的是套间，里面摆满了画。我说你的画有鲁本斯的味道，她说鲁本斯算什么玩意儿，我连忙盛赞她的色彩很有激情。我呆了约摸十分钟，她长相倒不象讲话那么粗野，最后她说看你知道鲁本斯的份，我就买你一瓶。后来她在过道里又碰到我，她说你何必干这勾当，我说这是致富的末班车，她说给我当模特吧，一个钟点十五块。这是一种征兆，我不动声色的答应了，我甚至预料到了今后要发生的每件事情。
找她的男人不多，凭心而论，她不讨人喜欢，她心高气傲的厉害，这正合我的口味。在一些时候，我有意卖弄自己，却得不到反应；在另一些时候，无缘无故她会说我深不可测，让我心中暗笑。
我想起那些天，那些天有种简约风格，令人激赏。她说，你怎么成了无业游民呢？我说这并不难。我就讲了几桩旧事，那天我们只画了四十分钟，她听了，最后她用了惯常的率直口气，她说我们相依为命。
在我的第三个探亲家末，我这样开始：仍是冬天，仍是小县城，我从地质局走出来，我知道这是白费劲。“对不起，这儿没有叫华野的人。”当然，早在两年前我就从电话里知道了。我又来到那座写字楼跟前，当初，他那蓝灰色的家，我有点想不起了，是如何座落于此的。我忽然觉得应为此吃惊，在对付重大变故的态度上，我和华野达成了默契。
我开始关注楼宇本身，它的无可置疑的刚***，它的博大精深。我眯起眼睛，辨认它身上名目繁多的招牌，随之，我的视野里出现了莫小澄，她穿件兰色羽绒服，走上台阶，消失在一扇玻璃门背后。我不禁赞叹起来，这其中有种从容不迫的旨趣让人赞叹不已。
我穿过那扇门，最初我一无所获，后来我发现她就坐在标有出纳的窗口下。我开始长久地注视她，几乎要流泪，不是我想哭，而是目光太灼热的缘故。终于，她象只鸟似的歪过头，这种童年的习惯根深蒂固，我嘴里咕哝了一句，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是王新民。”她说，我点点头。她找了替手，我们就坐在一块聊了会儿。我告诉她我在南方工作，她居然提起那张明信片，我说可是你没回信，她笑了笑，“真是太可惜了，”我严肃地说，我看到她的眼睛不再是动人心魄的了。
我给她写信，我说要是你没结婚就嫁给我。那时我还很逗，我说这是使命。她回信了，她说她的现在还有她的挫折是不容忽略的。她不懂，她自以为懂了，不过没关系，我有的是热情。我给她打电话，她说她看过五遍《血色黄昏》，我说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吧。后来我在一封信里甚至称她为索尼娅，可她再没回过信。那些炙手可热的打油诗，不知她看后做何感想。在电话里我们从不谈信，即使是只言片字，我们相敬如宾，以至于要说再见时我已无法忍受。我会抽冷子问她为什么不回信，她沉默半晌，尔后她说会回信的，通话到此结束，下次又从头开始，一切如旧。
我知道，事已至此，我仿佛一向都知道。我去了单位驻北京办事处，是我自己要求去的。我没踏进办事处半步，我也没有回家，我的父母对此全然不知。在前门附近的电话亭里，我告诉她：“我调回来了，北京，离你很近。”她说：“是吗，本事挺大的。”她在微笑，她在电话那头的表情我一听便知，从容、端庄，丧失了惊诧的能力。我忽然有点心灰意懒，便说父母老了，需要照顾。她说的确，她也是，她母亲还病着。“那么，”我说：“究竟，我信里写的，你怎么看？”她想了一会儿，说好象不太实际吧。我觉得无话可说，不过我还是例行公事，“给我回信吧。”我说，我留了办事处的地址，然后挂了电话。
我叫了的士到火车站，买了午后回程的车票。排队剪票时，我看着墙上的大钟，轻松之余又感到羞愧难当，如果这结果太流于匆匆，那焉知这过程不是虚妄的呢？“回到单位，”我对后来的妻子说，“人家客气地劝我主动辞职，这是为我好，我明白。其实这也挺不错，留个纪念，还能对那些轻薄的存在起到加固的作用。”
我们在南极乐厮守了四年，之后搬进了江边的一所房子。我和妻子相处得不错，偶尔到江边散散步，偶尔也吵架。到了月末，我会给那座大而无当的城市挂个电话。老人说你们要个孩子吧；我说不着急，你们先过来；我向他们保证我只是引而不发，我能轻而易举地养活他们；他们说算了，他们准备死在老年公寓里。
其实，除了给妻子帮帮手，我倒真是无所事事。有时我能花上一整天去琢磨华野的下落，我穷竭各种可能***：他死了；他不在乎我；他躲着我；或者，这么多年来，他玩着一场恶作剧，他跟在我身后亦步亦趋，窥伺着我，关于我的事他了如指掌。
这个终日沉迷于阴阳黄老的家伙，我们谈起他的次数肯定超过了莫小澄，他在哪呢？依着照片，妻子给他画了像。妻子的看法是：华野已在这幅画里坐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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