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摩着刚刚洗印出来的照片，看着照片上那几张写满沧桑的脸面，亲切中透着欣喜的情态；细看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农家小院，院里缀满果实的树木，或富丽或简朴的室内陈设；那浓绿散着清凉的林荫道，撒落着细石子的黄泥路面，一股特异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不约而同地叫着照片上人的名字：阿不都黑力力，乌买汗，托乎地汗，尼牙孜，安尼帕，穆桂梅；抢着说背景所在：这是原来的公社院子，就是当年安排我们分组的地方；这是我和哈族社教干部扎爱潘住过的房子；这个大坡下去就是我们曾在那里挑水、打冰的河流（伊犁河支流）……，兴奋激动不亚于当年。
这些珍贵的照片是今年七月初拍的，是到伊犁旅游时特意了结的一个心愿。它记载着我们三十八年前的特殊经历，承载着说不尽道不完的人事，凝结着多民族的几代人的深情厚谊。一路上我们生怕相机受潮，胶卷曝光，象呵护婴儿那样小心翼翼；丢失了什么都可以，手中始终须臾不离相机；结果身份证丢了，一看相机还在，便照旧欣然而喜，弛然而卧。
看着照片，三十八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那时，我们在新疆大学读三年级，正赶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党委派文科生向社会学习，就安排几个班来到伊宁市伊宁县，参加社教工作队。1964年冬天到1965年6月这段时间，我们曾在英他木搞社教。地区居民和工作队成员基本是维吾尔族，在这个小队的汉族只有我们两人。经过“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简称），不仅相互学习语言，也与当地居民、特别是与所住房东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的房东阿依木汗还认我做干女儿。乡亲们的善良、热情、淳朴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赢得了我们由衷的爱戴和尊敬。虽然极“左”路线在总体工作上造成了某些损失，但是对于居民们的心理，对于相互的感情交流，影响微乎其微。我们在主办文化夜校的过程中，在冰天雪地的共同劳作中，和居民们、尤其和青年们建立了真挚的情谊。临分别前的日子，每天一见面几乎都是流泪话别；在锅灶前，我和阿娜（维语母亲）边说边做，边做边哭，胜似一对亲生母女。那时的心情，用一首维吾尔民歌《离别》中的话来说，就是“心中好象遮盖乌云”，而这乌云是雨做的。它总是沉沉地笼着我们的眼和心。
回学校后，我和阿娜一家通过信，也给她寄过医药和生活用品。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中断了这种联系。但是我们时常回忆那段岁月，念叨熟悉的人名，挂记他们的生存状况。这次已经来到伊犁地区了，怎能不去旧地探访呢！
此行真是天做之合。
这次单位组织旅游，原本路过伊宁住一宿，没有机会专访。临时决定在伊宁市区游玩一天，这可巧合了我们的心愿，于是大喜过望，开好房间便出门打听车辆路线，说什么也要去伊宁县英他木地区看望阔别三十八年的父老乡亲。
在路口天缘巧合地遇上了抱着可爱婴儿散步的某部转业战士庄明生、汪静（回族）夫妇——两个热心人。在交谈中告知他俩原委后，素昧平生的小庄和小汪竟然感同身受，不仅非常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打算，而且替我们做了周到的设想。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最后，联系租定他们朋友穆桂梅（回族）的车，可巧小穆还能兼任翻译。我们虽然当年已经粗通维语，但是离开语言环境将近四十年，现在交谈起来，有翻译自然好。就这样，第二天早晨，我们驱车四十多公里，赶往英他木。一路上与小穆谈兴甚浓，她爽快地说：“我很乐意帮你们寻找，停留时间长也不要紧。这是一分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呀！”
先到英他木乡村委员会，我们径直问到楼下的妇女干部，她叫安尼帕。用维汉夹杂的语言说了来意，并且说出了几个名字：阿依木汗，玉素普江，戈塞特，阿斯木，帕里丹，阿不都黑力力。她带我们上楼见了书记加拉力丁。书记一听就很赞许，热情地安排安尼帕放下手头工作，给我们做向导，带我们寻找。并且邀请我们中午到他家吃饭。我们道了谢，并合影留念。在车上，我不由多看安尼帕几眼，总觉得这清秀的面孔似曾相见。紧接着就否定了：她仅21岁，可能是爱屋及乌的心情所使吧。
这一切都没有费半点周折，顺理成章。事前，我们一门心思地想完成一桩心愿，别的都被挤兑在脑后了；事后，我们回味时才想到，如果当时村干部跟我们要介绍信或相关证件呢，那也是人之常情。事先没有丝毫准备的我们岂不是抓瞎了？可是他们没有丝毫的怀疑和犹豫！是什么让他们确信无疑的呢？不单是几个人名，也不是几句维语，而是超越了时间、地域、民族文化心理的人间真情！越想越觉得：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真情永存！
先后问了几家，都很陌生。估计他们出生在我们离开前后，了解那段时光的父辈已经故去。找到一个阿不都黑力力，正在门前翻晒粮食，颗粒饱满的麦子黄灿灿的，夫妻俩也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我们上前问候握手，得知他已经八十有五，显然不是当年那个帅小伙。时间不允许细问，便又掉转车头，继续打问。心中不由暗暗打鼓：可别谁也见不着啊。
就在车刚停在一个高门楼前的时候，从大门里走出一个六十余岁、个头一米八几的精干老头。他的面容一下子就在眼前定格了：就是他，阿不都黑力力，没错！虽然显得老相，但是眉眼的英俊依然。我们立即迎上前去，自报家门：我是加米拉，他是阿斯卡尔（当时取的维吾尔名）。他立即回想起来，把我们让进屋，铺了炕桌，摆满食品，打开了话匣子。看样子，他的家境很不错：里外套院，桃杏满树，住房敞亮，摆设富丽整洁，都盖着镂空花边的白色布幔，墙上挂着热瓦普，透着艺术氛围。他妻子温柔和顺而善解人意，殷勤地劝茶，示意进食果品。
阿不都黑力力拿出当年的黑白照片给我们看，我们记忆中的自治区篮球健将、赴上海集训队队员便赫然在目。当年他因为出身中农，不是积极分子、依靠对象；但健谈幽默，是文化室里的骨干力量，也是少数几个能说几句汉话、学得最快的青年之一，跳舞歌唱也是一把好手。他告诉我们，我的阿娜阿依木汗夫妇以及玉素普江、帕里丹、阿斯木夫妇和他们有病的大儿子等人，都不在了。我曾经住过的房子还在。玉素普江的妻子托乎地汗还在，已经改嫁。他指着安尼帕说，她就是托乎地汗改嫁后生的女儿。呀，真有这样巧合的事！怪不得觉得眼熟呢。我急切地问安尼帕：我们离开时你母亲抱着的不满一岁的小女孩现在在哪？安尼帕说，是她同母异父的姐姐热孜燕，出嫁到他乡了。我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张发黄的旧照片，那是临别前和阿娜全家的合影。照片上的人现在只有两三个健在了。托乎地汗就是一个。回来后，我立即把它翻拍放大，给安尼帕和她母亲寄去两张。
我们还开玩笑地说到当年，曾经鼓励阿不都黑力力和追求她的哈里丹结合，遭到拒绝的事。阿不都黑力力大笑着说：“哈里丹出身好劳动不好；我的羊岗子出身富农，可是劳动好。我就看上了。”他现在的家境不仅证明，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也证明了勤劳是法宝。他真是见识不凡的人。
我们询问他的生活状况，他说，现在什么都不缺，满意得很。并且反复叨念，这样长时间了，你们还没有忘掉英他木的乡亲，真是太难得了；一定要多住几天，我带你们各家走走。我们吃着金黄的杏儿，喝着加冰糖的茶，就着馕和饼干，有滋有味地叙说着，大笑着，倏忽到了正午。
话短情长。我们再三辞谢了阿不都黑力力一家的挽留，互相留了地址，拍照后前去被废弃的老屋门前留影。路上，见到了乌买汗，当年的妇女队长，被工作队落实政策复职的人，情真意切地拉住我们的手不放。尼牙孜，我们离开时还是几岁的小男孩，大老远的就叫开了：“阿斯卡尔！加米拉！”彼此握着手说了许多，不用翻译，就明白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最后去了托乎地汗家。一眼就认出了她，还是那个浓眉大眼，中等身材，但生活的担子和不幸已经毁坏了她的健康，说话喘得厉害。她和安尼帕、阿不都黑力力忙着摘树上的杏子，洗了给我们吃。从来也没有吃到今天这样甜的杏儿。看着托乎地汗有些蹒跚的脚步，满心希望她的身体能象她院里枝叶纷披的果树那样充满生机。
不好意思太多耽搁小穆的生意，没有准备而又圆满的阔别重逢终于不得不落下帷幕。带着极大的满足、深切的遗憾、依依的惜别、悠长的回味，结束了有待下文的旧地重游。
照片按人头洗印了，分装了；购置的衣料、头巾等物品已打好包裹；写的信件也翻译成维文。心中还在期待着什么。是什么呢？对了，是想在有生之年重回英他木，住上一阵，别再这样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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