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学毕业回乡那年，正处于文革期间，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极度枯竭匮乏。除了大队的大喇叭里反复播放的八个样板戏，就是为毛主席歌功颂德的红色歌曲，其它传统文化早已统统抛入“黄色”垃圾堆里去了。
在那个文化荒芜年代，我们几个回乡青年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小乐队。这个小乐队吸引了很多男女青年。每天晚饭过后，大家便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大队的俱乐部里吹打弹拉，放喉唱歌。这里唱得最好的当属黄玲。黄玲是我中学下一届的同学，也是学校里有名的小百灵。她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不仅歌儿唱得悦耳动听，就是学唱京剧样板戏里旦角的唱段也模仿的惟妙惟肖。她喜欢唱一些女高音独唱歌曲，也总喜欢让我拉二胡为她伴奏。这样时间长了，彼此之间也就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好感。后来我发现，他退下来独自坐在角落里总是默默地注视着我。当我用虚光扫视她时，她又急忙避开我的视线，低下头去摆弄衣服上的纽扣了。在那个思想感情备受禁锢的年代里，人们的思想感情仿佛关在笼子里的禽鸟一般，一言一行唯恐沾染上“黄色”，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红色路线。我们自然也不例外。每当单独在一起说话时，总觉得周围有好多双眼睛注视着，就像特务接头似的小心翼翼，唯恐让别人发现了指指点点，窃窃议论。常常是刚到一起说几句又匆匆分开。
终于有一天，人们纷纷散去的时候，她忽然把我叫住，红涨着脸对我说：“赠给你一样东西，希望你喜欢。”此刻，我的心怦怦地跳动起来了。我也能清晰地听到她那有些急促的呼吸声与轻微的心跳声。接过那东西一看，竟是她亲手用五色胶筋儿为我编织的小葫芦。虽然称不上精美，甚而有些粗糙，但在我的眼里竟是那么鲜艳漂亮，在我的心里竟是无上的至宝。让我激动不已，欣喜若狂了。此后我一直把它挂在钥匙链上，时不时地触摸一下，生怕丢失了。为了答谢她，有一天我特意托人从县城买了一绺红头绳。这天乐队的人散去时，我怀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叫住了她，压低了颤抖声音对她说：“给你的。”当时我显得有些木讷，语言有些滞涩了。她很高兴地接过红头绳，低着头看了半晌才说出了三个字：“谢谢你。”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谁也从不碰过谁一下，甚至连手也没拉过。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我们对于感情是那样的懵懂无知，爱的意识似乎还没有觉醒。是爱情还是友情，竟是那么朦胧，仿佛隔着一层薄薄的窗纸，而谁也没勇气去捅破它。后来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总喜欢悄悄地去她家坐一会儿。她自然很高兴地欢迎我。尽管离开了人多眼杂的乐队，但两个人说话也显得有些拘谨，只是在相距几尺远的地方对坐着说话。不知为什么，有时候会谈论到当时青年们偷偷传阅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有时候也低声哼唱《精神病之歌》，《南京知情之歌》之类的禁唱歌曲。当时我们的爱情意识还很朦胧，我心里的念头只有革命伴侣才合乎毛泽东的红色路线。其实我们属不属于革命青年，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到了农忙季节，小乐队的人就不能总在一起欢聚了。我和黄玲也不常见面了。一晃到了秋天，有一天傍晚，我刚从地里散工回到家，黄玲就带着满脸的喜悦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一个消息——大队革委会推荐她上工农兵大学啦。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不知道是喜还是忧。说实话，对于我来说心里总难免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记得当时我只说了句：“祝贺你！”接着她就鼓励我说：“努力吧，你也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她离家上大学的那天，我去为她送行。这天她换了一身仿制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草绿色的帽子。神色特别好，走起路来脚步也格外轻快。随着她那轻盈的体态，脑后的一对羊角辫也兴奋得一翘一翘的。她在送行的人群里发现我时，马上很大方地走到我跟前，一把拉住我的手爽朗地笑着说：“谢谢你来送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她的手。
她走了。我痴痴地站在原地目送着她那远去的背影，心里不由得生出一缕莫名的失落感。
黄玲——一只小百灵飞走了，也带走了我的希望。
后来她毕业了，不久就和大学的一个男同学结婚了。此时我已经在当地的一所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接下来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我们交往的那段历程，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是甜蜜，是苦涩，个中滋味难以分辨。我总觉得，是爱情也好，是友情也罢，而那段纯洁的情意总让我难以忘怀。苍凉的岁月留下的那段美丽的痕迹在我的人生档案里总是一页十分精彩的篇章。
作者：李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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