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村里，父亲算是较早的读书人，他打小勤奋好学，听说文章写得不错，能说会道，性格开朗，颇具组织协调能力，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总有出色的表现。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不仅没有为家族争光添彩，也让我们这些孩子失去了必要的教育和熏陶。
父亲生前做过老师，当过公安，进过机关，驻过乡村，最后病倒于林业局。从那时起，父亲的工资没了，我们却有了五块钱，每月的十五日，母亲准时进城，偶尔会带回一两斤咸鱼，算是为我们开了荤，这却是我们一家最温暖和幸福的时刻！那时，我还不懂党呀、政府什么的，但对五块钱却开始有了美好的印象。
说到五块钱，我不能忘记长叔。长叔是个地道的农民，大集体的时候，只能和大家一起混工分，分田到户了，一门心思放在责任田里，平时靠干点力气活，打点零工，卖点蔬菜，那时，像长叔这样的农民要挣五块钱实属不易。记得父亲下葬那天，我光跪不哭，东张西望，是长叔把我打哭的；后来，家里有了难事，长叔也跑得勤；我上师范那年，是长叔塞给了我五块钱，这五块钱一直温暖了我几十年。
父亲兄弟有三，幺叔最受父亲的培养。姑父说过，如果父亲迟一两年走，幺叔也许就成国家的工作人员。尽管如此，幺叔毕竟跟随父亲多年，长了见识，回到家里也没有做一个纯粹的农民，农闲之时，泥、木兼顾，俗话说，一个手艺人养活一家人，所以，幺叔家一直过得还算殷实。
关于幺叔的那份亲情，我有一段深刻的记忆。记得幺叔结婚的那年除夕，不知是谁人的恶作还是其经验的推广，我和弟弟来到幺叔的新房讨要压岁钱，叔、婶坐在床沿上，询问了好一会，给了二分，结果被母亲严厉地训斥了一通。父亲去世不久，有人盯上了我们家宅基地，大队（现在的村委）调解的结论是：限时建设，否则就要作废。母亲为了争这口气，三求四拜，赊欠垒起了几间土房。
没想到临了幺叔比外人还早来算账。母亲说是精明的婶婶担心幺叔的活白干，担心我们付不起工钱。当然，在那时候、那境况下，叔婶的担心不无道理，完工收账也是本分。我唯一不可理喻的是，在我们家那么艰难的时候，我的亲叔婶怎么就想不到我们最需要支持？为什么不能雪中送炭？难道他们是看准了我们日后还不起这个人情？
关于世俗和人情我从小就开始体会，那时，由于失去了父亲的支撑，生活时常陷入危机。母亲是大城市里人，不谙农事，挣的工分少，六个孩子未成年，嗷嗷待哺。生产队里分口粮，人家用大箩筐担，而我们用小竹篮提；人家用瓮分油，我们家的烧酒瓶还装不满。在那个以劳动力和粮食为主要资本的年代，我们真成了贫下下中农。几多冷眼，几多刁难，母亲硬是顽强地挺过来了，她经常告诫我们：一定要努力，一定要争气，一定要争气……
如今，五块钱的尴尬早已成为历史，但五块钱的情义一直珍藏在我心中。这五块钱，饱含着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这五块钱，曾承载过一家人的希望；这五块钱，见证过一位母亲一生的奋斗与牺牲；这五块钱，记录了我们艰难的成长历程；这五块钱，一直让我感，让我思，让我悟……让我永远忘不了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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