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经常想起我的初中生活。
一直以来学习成绩优秀，同学的追捧和羡慕，老师的另眼相待，似乎都是顺理成章。
镇上只有一所中学，学校里只有一栋三层教学楼。初三时教室在二楼最西头。教室前面是一排水杉树，那时已经比我们手臂还粗，性急的已经窜到和三楼一般高。秋风渐凉时节，细细的树叶无声坠落。放学时明明打扫得很干净，第二天早起，地上又是薄薄一层。黄褐色的细小叶子，我狠狠地踩上去，却听不到期待中那种属于树林的沙沙声。
教室后面的空坪上是一排乒乓球台。水泥砌成，拿几块废砖在中间呈一字摆开，就是最简单实用的球网。教学楼西边是通往食堂的台阶。食堂前面有几个形状不一的小花坛，学校一位将要退休的老教师照管着。我经常看到他清瘦的身形，顶着一颗花白的头颅，在花坛里锄草。
初三的班主任是我们初二的数学老师，长得英俊帅气。语文老师貌不惊人，第一天上课时，黑板上几个遒劲有力的粉笔字，却令我们对他刮目相看。物理老师是外地人，我们经常在背地里学他说话，他好像不知道。有个个子小的男生，坐在第一组的第一个，剃了光头。上课时走了神，物理老师掷粉笔头，正好敲在他的光头上，“嘣”的一声，引得大家想笑，但是惧怕老师寒光四射的眼神，只好忍住。
初三时我们都要住校。学习我渐渐感到有点吃力。我一如既往地学习，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别人比我付出的努力多，好几次数学测验，我的分数都在下滑。晚上有三节晚自习，我也觉得力不从心，第三节课时忍不住要打瞌睡。如果是数学课，只好强睁着眼，毕竟是班主任的课。其他老师上课，怎么也赶不走瞌睡虫的侵扰。我常常讨好同桌，让她替我“把风”，我把书本竖直立在课桌上做伪装，自己趴在上面打瞌睡。可是有一次她也睡着了，班主任来放学时我们两个都还没醒。老师站在我背后大声叫我的名字，我猛然惊醒，一下子站了起来。我以为是在上课。同学们哈哈大笑，老师的脸上也挂着狡黠的忍俊不禁。我的脸上“轰”的一下，烧得发烫。
第一次统考成绩出来之前，心里忐忑不已。但是奇迹没有出现，我的数学没有及格。
对我来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数学一直是我的强项。尽管脸上装着不在乎的笑，其实心里已经把这件事情当成了奇耻大辱。好像每个同学的笑容里都有嘲笑我的成分。看到老师们聚在一起说话，我怀疑他们一定在谈论我。失败的滋味，在一点点地啃噬我的自尊和骄傲。
数学老师找我谈心，说了很久，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在想这个周末回家应该怎么对父亲说，他早就知道我这个星期考试。
星期六下午回家后，我没有吃晚饭，早早蒙着被子睡了。母亲问我怎么了，我随口说了一句头痛。母亲伸出粗糙的手掌摸摸我的额头，说没有发烧啊。我推开她的手说别摸，痛得很。
我根本不知道病痛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知道我病了可以换取一些额外的照顾和娇宠。
二
父亲回来后顾不上吃饭，先看我的试卷。他站在昏黄的白炽灯下，卷子翻得哗哗作响，一言不发。我蒙着头，不敢看，但我想他一定铁青着脸，对我失望得很。
我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期末考试，语文打了八十分，回家后父亲拿着我的卷子边看边问，为什么考得这么差。因为那一学期语文老师家里有事，我们班的语文成绩都不太理想。我得意地说我是班上考得最好的，数学是九十几分。万万没想到父亲抡起巴掌给了我一耳光。这是我父亲给我的唯一一个耳光。当时我捂着火辣辣的脸，哭了整整半天。
母亲在厨房里唠叨着，时而走过来掀开我的被角，不停地摸我额头和后背，又大声叫父亲吃饭。也许是母亲的话起了作用，父亲没有说什么。第二天早上他蹲在门口抽了半晌烟，手里还拿着我的数学试卷。然后吩咐母亲带我去看病。
医生给我诊脉，又用手翻看我的眼脸，肯定地说我没什么问题。母亲不相信，一再强调说我头痛得很，昨天连晚饭也没有吃。医生很无奈，只好给我开了一瓶补脑汁。母亲千恩万谢，带着我回家了。
可能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是补脑汁。那是一种像酱油一样的液体，装在输液瓶一样的瓶子里。头痛可以假装，吃药却没有办法假装。母亲坐在我的床边，把药液倒进白瓷调羹里，要喂我吃下去。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可耻，不禁忸怩起来，执意要自己喝，母亲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盛满药液的调羹递给我。药有点凉，带着一股淡淡的甜，还不是太难喝。母亲坚持要我喝两调羹，我照做了。
下午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学校。把我送到校门口，一再叮嘱我要按时吃药。药瓶子就在我的书包里。上完一节晚自习，我拿出药瓶，没有调羹，直接用嘴喝了几口。正好班主任老师走进来，看见了，弯下腰问我怎么了，我怔了一下，没有反应过来。老师又拿起药瓶子看了看，说怎么头痛呢？是不是感冒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胡乱地点了一下头。老师又说多穿点衣服啊。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望望窗外，已是深秋，灯光辉映下，依稀可见水杉直立的样子。那些细枝粗桠，都没入了黑夜中。
星期三吃晚饭时我发现母亲站在食堂门口，急切地朝学生队伍张望着，秋风撩起她额前的几缕乱发。她穿着厚厚的棉衣，腹部看起来鼓鼓的。看到我，她笑起来。我叫了一声妈，她伸手摩挲我的额头，问我头还痛吗？我没有出声，她也没有理会，解开棉衣下摆的两粒扣子。衣服里揣着家里的搪瓷缸，用干毛巾包了两层。一层层揭开毛巾，是一缸子还热乎乎的糯米饭。
母亲知道我爱吃糯米饭，里面还掺了腌菜和瘦肉。她两只手紧紧抱在前面，步行了五六里山路，送来我爱吃的东西。想到自己撒的谎，我突然想哭。我蹲在食堂门口，用筷子扒拉着搪瓷缸里的米饭，低着头，刘海垂着。夜色从四面八方涌来，母亲没有看见我的眼泪，她只是不停地叫我慢点吃，不要噎着。
晚上躺在寝室里，我没有参与她们的打闹。母亲一直还挂念着我头痛，我羞愧不已。我明白自己考试为什么没有考好，并不是像老师说的只是粗心大意。那些错题，我真的是没有学会。我想向其他的同学请教，可是一贯的优越感让我开不了口。辗转反侧，我平生第一次失眠。
体育老师尖利的哨声在寝室前面吹响时，我才发现寝室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慌乱中我想起来，可是头抬不起来，昏昏沉沉，两侧的太阳穴像针扎过一样。
我真的头痛了。
三
打扫寝室的同学也走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远远地可以听见操场上体育老师有规律的哨声，然后是学生进教室，朗朗的读书声在校园里响起。孤独感适时地袭来，把我紧紧裹住。除了流泪，我找不出什么其它。
寝室外面响起了脚步声，还有说话声，一男一女，男声是我的班主任。他不方便进入女寝室，带来了学校一位女老师。那位女老师抚摸我的头，她的手很柔软，没有母亲手掌心里的老茧。迷迷糊糊中听到她对班主任说我在发烧。
在寝室躺了一个上午，感觉轻松了一些。同学给我端来午饭，我突然有了胃口，吃了不少。下午回到教室，老师微笑着问我可有好一点，我说好多了。下午三节课，我的脑海里全是母亲端着的糯米饭，很想回家。下课后给老师请假，老师没有允许。
回到教室我又哭了。老师的宿舍就在两个教室中间，如果我要回家，一定要从老师门前经过，老师看得见。我在座位上实在坐不住了，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走廊上人很少，同学们都还在食堂吃饭。西边是台阶，上去是花坛和食堂，它们和教学楼的二楼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和我们教室的直线距离，不到三米。一个念头从脑海里闪过，我没有再想，爬上楼梯栏杆，向着花坛的方向跳了下去。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做了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如果稍有不慎，不仅仅受伤的是我，还要伤害爱着我的父母和老师。幸好那次我落在了花坛里，只是跌了一个跟头，头部擦破了一点点皮。
我踏着暮色，连走带跑，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母亲问我吃饭没有，忙着涮锅给我炒饭。吃饭时父亲回来了，问我有没有给老师请假。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父亲听罢，很严厉地说吃完饭马上送我回学校去。
我坐在灶前吃饭，眼睛盯着灶膛，火苗一点点地变得模糊，泪珠子一直滴落在饭碗里。后来我甚至吞不下饭了，喉咙里哽咽着。我不想哭出声，不想让父亲看到我哭的样子。
饭还没有吃完，父亲被隔壁家的大伯叫走了，母亲忙着给猪喂食。家里除了我，只剩下黄得有几分黯淡的灯光。我趁着母亲不注意，走出了家门。
那天晚上有一弯细细的月，纤弱地挂在灰暗的夜空。算不上伸手不见五指，路上迎面而来的人，只看得见一个模糊的人影。走出了家门，我要朝那里走呢？我没有方向。去外婆家，是好几里远的山路，白天一个人走都有一点胆怯，我没有勇气。我在夜色中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漫无目的。
走了不知道有多久，我听见身后有人呼唤我的名字。那是父亲的声音。我停下来看看四周，才发现自己走在去学校的路上。
父亲的声音越来越近，我突然疯了一样跑起来。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跑，我只想不听见那个焦急的声音。
跑到校门口，遇上好几个走读生。正好赶上学校下晚自习，看看我熟悉的那个教室，灯火辉煌，我们班还没有下课。我不敢回教室，走到教学楼下，躲在水杉树下。一楼的教室里已经没有了灯光，走廊上也没有路灯，不会有人发现我。
站在靠西边最后一棵水杉树下，我们教室里的灯光，泻下来一点点，洒在我脚边。教室里没有人读书，老师在说话，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跑得气喘吁吁，后背已经出汗，贴身的衣物已经湿透，黏在后背上，一阵阵发凉。
不一会儿我们班也下课了，同学们像一群鱼，从教室里流出，从我身边经过。我混进了她们中间，进了寝室。有人问我做什么去了，我一言不发，默默躺下，泪水又一次倾巢而出。
寝室里刚刚熄灯，班主任来到寝室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我没有出声，寝室长大声回答说我已经睡了。我又听见他在和另一个男人说话，那是我父亲的声音。
我的泪水已经如潮。
第二天清早我头痛欲裂，还是起床去上早自习。秋末冬初，五六点钟天还没亮。雾像一块没有边际的幕布，罩在校园里。做完早操，每个人头发上都是一层细细的小水珠。
我坐在教室里打开书，一篇课文只读了一半，后面的同学用手拉我的衣服。我回头一看，父亲站在教室的后门口。
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父亲那个身影。他的额上和头发上全是湿的，穿着一件旧了的棉袄，连罩衣也没有套上。衣襟敞开着，袖口露出一些发黄的棉絮。虽然家境不太宽裕，但是父亲对穿着还是比较在意的，每次出门都会穿得整整齐齐。棉袄上一定要套上罩衣。这是父亲在家时才穿的一件旧棉袄。
我坐在座位上没有动，眼泪扑簌簌地又淌下来。父亲连声对老师说我的头痛还没有痊愈，要给我请假，带我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病。
医生给我检查，说我感冒了。父亲问医生我为什么总是头痛呢？医生说可能是学习紧张用脑过度吧，要注意休息，多散散心。父亲说给开点补脑子的药吧，孩子读书也累。医生开了两瓶药，还是补脑汁。
我输完液，父亲带我去镇上的小餐馆，点了一碗馄饨。我吃，他看着我。吃完了，又驮着我去学校。有一个上坡路，我要下来，父亲说不了，低下头，弯了腰，使劲地踩着。上坡了，他气喘吁吁，就像前一天晚上奔跑后的我。
我的泪水又一次涌下来。
四
父亲每天上午都会来学校，用自行车载我去卫生院输液。两个星期以后我才彻底痊愈，不再咳嗽发烧，也不再头痛。我发现父亲不再过多问我的成绩，和我说话越来越少，每一次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
我有点沮丧，上晚自习不再打瞌睡了，可是数学测验的分数还是不见提高。周六回家，父亲来校门口接我，一路上我们俩都没有说话。星期日早上，看到他蹲在门前抽烟，淡蓝色的烟雾左摇右摆。父亲一连串的咳嗽，打破了我和他之间的沉默。
我看得出那时父亲和我一样沮丧，我也知道他沮丧的缘由，是我。
父亲一直坚持让我喝补脑汁，一直到期末。那些酱色的液体，喝得久了，闻起来有一股铁锈的味道。那次期末考试，数学上了红分，虽然没有以往的辉煌，但是我被磨蚀的自尊，终于拾回了一点点。
水杉树枝头泛绿的日子，学校组织老师去桃花源旅游，还发动了一些家境尚好的学生。虽然心向往之，但我知道家里拮据。几十元钱，当时需要卖掉家里好几只鸡才行。
我一直不清楚父亲是怎么知道旅游那回事的。他在临出发前星期五晚上，来到学校，当着我的面，把一叠十元五元一元的钞票，清点好了，交到老师手里。还一再恳求老师带我去，说我头痛，医生说是学习压力大了，需要散散心。
那一年桃花源的桃花开得真艳，漫山遍野，红的粉的白的，单瓣的重瓣的。像一场桃花雨，在三月的阳光里下得沸沸扬扬。
那一年我也不再头痛，顺利通过中考，考上了中专，数学考了一百多分。我的初中生活，差一点捉襟见肘，最后还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只是那一场头痛，让我有了一些放不下。这些放不下的记忆，和我的生命一样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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