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卖唱,让我懂得了父辈的艰辛与慈爱;品味了成功的快乐与感动;赢得了被人尊重的自豪与喜悦;更让我过早感悟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七十年代初,我在读小学二年级,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积极分子,每次演出都少不了我,公社及县里的文艺汇演都把我当成了主要力量。父亲是个参加过抗日的老干部,经常哼唱抗战歌曲,受父亲的熏陶,再加上较好的音乐天赋,十来岁就能完整的唱出几十首经典民歌,当时最流行的样板戏唱段也会了不少。
有一次年根儿,为了向母亲要五毛钱买鞭炮,说尽了好话,可母亲还是一分钱没给。我哭闹不止,惊动了邻居大娘,大娘拉着我往外,临出门时,看到了母亲用粗糙的手背在抹着眼泪,不知是生气,还是没能满足孩子的愿望而难过。长大后才理解,那是家里太穷了,兄妹六个全靠父母勒着腰带过日子,吃饭穿衣都困难,哪有钱买鞭炮玩呢。大娘没生过孩子,丈夫是个木匠,能挣些零花钱,生活比较富裕,也是母亲最知心的邻居,且特别喜欢我。
大娘家坐满了串门聊天的街坊邻居,见到我的到来,一下便起哄逗我。“小四(乳名),给我唱段戏,唱一段给你五分钱。”二婶手里搓着玉米,笑呵呵的对我说。听到这话,我早已没了哭声,即刻来了精神,其实是那五分钱刺激了我。
“那我唱十段。”我脱口而出,因为十段就是五毛钱,可以买鞭炮了。“好啊!那我就给你五毛钱。”二婶点了点头。我模仿着戏里的唱腔,表演着戏里动作唱了一段又一段,直唱的满屋子人拍手叫好。“给我唱一段《沙家浜》的‘阳澄湖上’”一个生产队长冲我说。因不熟悉的缘故,唱到半截就不会了,脸憋得通红,但还是磕磕巴巴地唱,大伙乐的前仰后合,生产队长咧开大嘴笑弯了腰。“好了,歇会儿再唱吧,也算一段。”队长掏出五分硬币刚要给我。“不行,这段没唱好,不能给”,旁边的二婶一把从队长手里把钱“抢”了过去。我一看钱没了,急得大哭起来。二婶上前捏着我的鼻子骂道:“臭小子,瞅你这点出息,没看二婶在逗你吗?下去好好学,要不就别想挣钱了。”说完,乐着把五分钱用力“拍”在了我手上。队长临走时,攥着我的小手说:“臭小子,好好学吧,下次唱好了我一次就给五毛钱”,队长这句话让我高兴的一夜没睡好。
也许是为了那句无意中的戏言,或许是为了能过早地得到那五毛钱,从那以后,每天村广播喇叭下都有我听戏的身影,听得入神时,竟忘记了阵阵寒风,忘记了飘舞的雪花,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回家。于是,大街上,经常传来母亲满街的叫喊声:“小四!回家吃饭喽!”。一次次地从雪堆旁,把痴迷的我连拉带拽弄回家。终于,我学会了更多的样板戏和革命歌曲。
一个中午,我风风火火地跑到队长家里,队长正在扫院子,“大叔,我给你唱那段‘阳澄湖上’,再唱不好,那五分钱我也退给你。如果唱好了,你就给我五毛钱”。队长稍稍愣了一下笑着说:“好好,你唱吧,我肯定给你”。我站在大院子里,放开声音唱了起来,因为用心学了很久,字字句句唱的像模像样,队长用惊讶的眼神儿直愣愣的瞅着我。唱完后,队长使劲儿的拍手:“哎呀!这小子真不得了呀,将来就是个歌唱家呀,给给给,给你五毛”,队长爽快的从兜里掏出了五毛钱,可没等队长递过来,我就飞快地抓到手里,连蹦带跳的跑出了院子。
年集上,我用挣来的一元钱一下买了5包小鞭炮,一路欢快的跑回家,当时的兴奋心情无法形容。在那贫困日子里,一个孩子单独买五包鞭炮太奢侈了,多是家长买两包鞭炮过年放,顺便给孩子买一包五分钱玩的小摔炮。“老四儿,你怎么买这么多炮呀”,一连碰到了好几个小伙伴,都在瞪着眼睛羡慕地问,我大声嚷道:“是我唱戏挣的钱”。说话时,声音响亮,无比的自豪。
“娘,你看!”我伸出了一双冻得红肿的小手,头上冒着热气,把五包小鞭炮捧到母亲面前。“怎么这么多啊!谁给你的?”正在扫房的母亲头上蒙着毛巾,手里拿着扫帚疑惑得望着我。“我在大娘家唱戏挣来的,唱了一晚上呢,这两包小鞭炮咱家过年放,剩下的我自己放着玩。”我晃动着脑袋,绷着嘴唇,眼里闪出了难以掩饰的自豪感,等待着母亲的夸奖。
霎那间,母亲似乎一下明白了什么,扔掉扫帚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抱得那样的紧,身子在微微的颤抖。“小四,娘对……对不起你,苦了你……你了”,娘带着哭腔在安慰我。泪水流过了那过早苍老且粘满灰尘的脸,滴在了我身上。那一刻,我仿佛一下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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