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那年我得了一场病。
病来得异常突然，如同那一场猛雨。
那天下午，母亲在北岗摘绿豆，中间回来蒸馍，馍蒸好后母亲擓了个筐还要到地里去。因为天空阴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雨，不把豆摘回来就要烂到地里。
母亲见我要撵，说：别去了，说不定一会就下了，下了跑都跑不及！
我不依不饶，还是撵去了。
一把豆角还未摘满，就起风了。我抬头一看，只见东北方一大片乌云像山锋一样压过来，又响起了几声闷雷。我说，妈，回家吧！妈说，刚跑来就回去，划不来！你看这豆角都黑了，一淋就炸。再摘会吧！母亲说着，连头都没抬一下。她的心全在豆角上。
黑云越滚越近，电光一闪，咔嚓一声，一个炸雷炸响了！我忙捂着耳朵，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炸雷就是龙要抓人了，于是催母亲快走，母亲说，你先走吧，我再摘几把。
我撒腿就跑。母亲在后面喊，别跑！慢慢走！
丢点了！丢在脸上凉凉的。刚出地块，就下起来了，转瞬之间，风裹着雨像瀑布一样浇下来，我被淋成了落汤鸡。
一口气跑到家里，一屁股坐到门槛上，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接着就剧烈地咳嗽起来。
这是一阵少有的猛雨！
猛雨，来得疾去得也快，大约半个时辰雨就停了。母亲在村北头避了一会儿雨，这时也回来了。见我坐在门墩上又咳又喘，忙问我怎么了。我说上不来气，又指着胸部说，这里憋得难受！
母亲开了门，让我进屋躺下。她心疼得直埋怨自己，说不该让我到地里去。
也许她以为躺下歇一会就好了，谁知第二天更加严重，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憋得满脸通红。喘的时候，不仅连话都说不成，而且从嗓子深处发出一种难听的蜂音，既难受，也觉得羞辱。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寻方问药。
那种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哮喘--气管炎，农村叫黑瘘。黑瘘，医学上不知是不是这两个字。
一病就是一年多。
背方用遍。香油炸鸡蛋、蜂糖炒鸡蛋、韭菜根炖鸡蛋，在犁铧面上煎鸡蛋……直吃得见了鸡蛋就恶心，总觉得有一种鸡屎的味道，一说吃鸡蛋就跑就躲，母亲总是追着我，求爷爷告奶奶地让我吃。后来母亲又把油灯放在灶膛里烧，待烧红了，用火钳夹出来，在里面打入鸡蛋，加入黑糖……要说该很好吃吧，我还是不吃，几个人把我按住，硬是一点一点地塞在我嘴里。
现在想来，如果是虚咳，变着花样吃鸡蛋也许有效，但我根本不是那回事。母亲给我治病心切，不管谁说个方子，她总要拿来一试！
太难为母亲了！我受罪，母亲更受罪！
吃了几个月鸡蛋，没有效果。又用煤渣泡水，甚至用驴屎蛋泡水，喝了一段也没有效果。
一天有人对母亲说，安皋有个医生干针扎得好，叫石国川，张湾人。母亲一听，像看到救星一样立马去了安皋。她要先打探一下，看我这样的病，能不能治？
安皋街在梁洼东北，有二十多里路程。路背，要翻岗过河，所以我们村上的人很少去那里赶集。
母亲来到石国川的诊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人俯卧在床上，光着膀子，脊梁上扎着七根明晃晃的银针……母亲看得心惊肉跳。因为她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治病方法。
等了好长时间，母亲终于和石医生接上了话。母亲把我如何得病，如何治疗根根稍稍地说了一遍，一边说一边抹泪，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石医生听罢问了一句，怕不怕针？
母亲说，咋能不怕？没方了嘛！
不怕，用车拖来，扎一针试试。
他没有大包大揽，而是说试试。
母亲想，吹嘘能治百病、手到病除的医生往往靠不住。
第二天我就去了，不是用车拖去的，而是母亲把我缚在背上背去的。那时我父亲在外地工作，长年不在家，治病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
紧紧地贴在母亲的背上，两手圈住母亲的脖子，头歪在母亲的肩上，像坐摇摇车，晃晃悠悠的，很温暖，很舒适。母亲实在背不动了，就坐下来歇一会儿，或让我跟着走一段，但我没走几步就又趴在了母亲背上。母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我伸出小手为他拭汗，但也不愿下来多走几步。
母亲用她瘦弱的身体背着我。因为爱，母亲把潜能发挥到极致。
在诊所里，面对银针，我没有恐惧，只有期待。
我梗着脖子，明晃晃的银针从喉咙扎下去，只觉得恍恍惚惚的，有一种麻沙沙的感觉向四周漫延。
母亲有些担心。因为她知道，同村赵某的外孙女也是这病，在南阳扎干针扎成哑巴了。
从安皋回来，母亲欣喜地对父亲说，娃硬着脖子让扎，一点也不怕！
父亲心疼地说，还不是病害够了，想快点治好。
一针扎过，明显见轻，又去了两次，一年零八个月的病就彻底好了。母亲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母亲逢人就说，多亏了石医生。而人们说，姚姑娘（母亲）心肠好，儿子的妖孽病，多难治，也治好了！要是换换人家，也许就落在身上了。
到现在，一听见我咳嗽，母亲就心神不宁，催我去看。她说，是不是那个病又犯了？
我说，这是感冒，不是一回事，她才放心。
在缺医少药也没钱的年代，什么都不怕，就怕有病。母亲把我抚养成人，是多么不容易！
母亲的恩情比山高，比水深！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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