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老人眼里,我是一个世界级的编辑。 ”
我没有资历帮助何惠文写传记,于是他自己写了。
大概是三年前,腊月的一天,我去看望何惠文,他再一次提出要我操刀的事,我委婉拒绝,但同意帮助修改稿子。在何惠文的眼里,他是写诗的,写不好小说这样的东西,而我是写小说的,可能帮助他完成传记,或是让传记更精彩。
时光悄悄地从何惠文的笔头下溜走,一晃就是一年。
在贵阳的一座商务楼里,我接到何惠文的电话,传记完成了,想交给我。我一听是手稿,便有些迷茫,他也明白了我的意思,托人打好字后传文档给我。他最先找的是贺老师,但此时贺老师已经成为一所中学的校长,根本没有精力帮他打字,他又找政府的官员。
为了让这些手稿成为电子版,何惠文找了很多人,包括他在县城开店的亲戚。这些事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分管文化的领导告诉我,有一天何惠文拿着一大堆搞子来找他,要他打到电脑前去,他接过一看,头都大了,于是叫来文化站站长,站长拿着稿子在前面走,何惠文跟在后面。
得到电子稿,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了,看着网络传输的名字,我的心里悬了块大石头。
传记的名字叫《覆盆之冤》。
打开文档,前面的一段话,是写给我的,让我喘不过气来。
宗勇:沉冤太深,怨气难平。挥笔直指,不顾伤人。身受压迫,义愤填膺。心涛澎湃,慷慨陈词。情绪紊乱,行文随心。没讲章法,望你理清。毕尽老朽,隘难成文。一团乱麻,请多费心。
此时,我的身份应该是世界级文学杂志的编辑,接的是一个大文学项目,只看这前面的话,天降大任于斯人,那种荣幸,那种惊慌,那种颤抖,无以言表。从这寄语可以看出一件事,那就是他有天大的冤屈,但没有表达清楚,让我用我的表达方式,或是大家看得懂的方式,重新梳理一遍。
一共七万四千多字。
一个快九十岁的老人,用笔写下这些,太不容易了。
我并没有马上看稿子,只是草草的过了一下目录,因为我惶恐不安,他的事贺老师之前提到过,不是那种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时期,一个群体的问题,就算是写再多的文章,也达不到何惠文的要求昭雪。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读书稿,内容让我震惊,描述之细,用语之法,事例之清,要不是体裁不适合发表,我真的马上就通过公号发出来,这样的故事可以让我振臂高呼,可以让我热血沸腾。但我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去审视。
悲惨的童年,初中毕业任教,余庆解放,遭遇调查,失业,参加文化工作,入狱,大跃进,申诉……
这些看起来琐碎的故事,都在讲述何惠文这一生的不堪,充满了怒气,充满了愤恨,像一把利剑在挥舞。这个时候,我认为何惠文是一个战士,他一直在与人生战斗,一次次的被现实打趴,又一次次的站起来。
我决定修改何惠文的故事。
在电话里,我与何惠文沟通稿子的事,他同意我的想法,一个时代过去了,再以陈旧的目光来看,肯定是不行的,这样的故事不但公布不出来,反而会造成一些影响。尽管他有些不情愿,但我俨然一个编辑,提出来的观点也就将就顺从,事实上在我改好稿子后,他是十分不满意的,反复的修改,反复的商讨,最后我竟然写了一部第三人称的故事。
写一个人的传记,以公平心来写,没有写他的黑暗,而是写他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写他的正能量但遭到主人公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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