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说怎么治就怎么治!” ”
小时候的我一直都病病怏怏的,印象里十岁以前的我从来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快快活活在院子里追逐跑闹过,大多数时候总是垂在奶奶母亲的手臂里或是趴在她们并不宽阔地肩膀上,紧闭双眼软绵绵地没有一丝生气。
给我看病的村里的老中医每次总是拿着写得密密麻麻地药方子用他那杆看不出颜色的小秤巍巍颤颤地从抽屉里拿出那些不知名的中药或虫蛹兽壳放在秤盘里,轻轻的用小姆指一掂量,每次都刚刚好,不多不少。
母亲每次总是会笑容可掬地从老中医手里接过那林林总总看起来比像小山丘一样的中药包,小心地递过家里昨天卖了老母鸡或小猪崽后换来的那几张毛票。这几张毛票对于我们家而言,就是及时地履行了它们流通的使命,从陌生人手里转到我父母的手里,但只是短短的一宿便又辗转到了别人手里,基本上没有机会停留在我们家。
从老中医处回来,母亲将一脸菜色的我安顿在床上或椅子上后,就匆匆去屋角旮旯里找到那个已经被柴火熏得漆黑的药罐。然后麻利地洗洗涮涮,动作娴熟地将老中医开好的中药倒进药罐里,加上清水放在炉子上炖着。
九岁那年,我莫名其妙得了肾炎。不知怎么的,早上起来总觉得眼睛怎么使劲都睁不开,懒懒地躺在床上顿时也觉得脸上紧绷地沉重,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声地朝房门外喊着,正在厨房里做着全家人早饭的母亲听到我的喊声,立即丢掉了手里的锅铲,连锅里的菜都没有盛出来就询声跑到我的房间,还没有到门口,就听她大声的询问:“夭夭,怎么啦?”语气里的慌张让我感觉到对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伤害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生活的考验。
我努力的循着她声音的方向睁开眼睛,但始终只能睁开一条小小的缝来,在那条窄窄地缝隙里我只看见她的那双脚,一双破旧的棉鞋,鞋子里衬露出的棉花显示了岁月陈旧的黑色,那双脚步子迈得很急,两只脚尖迅速的交替向前,很快来到了的床前。
“妈妈,我的眼睛睁不开?”我分明能够感受得到妈妈扒开我额头上头发的动作,可是我却没有办法看清她的脸,我也能感觉到她因为刻意压抑自己的情绪而痛哭流泪。
我用手去胡乱地抓住她,随便抓住她的哪里都行,只要让我感觉她在我的身边就行。或许这就是一个孩子对于母亲的依赖和信任。
“夭夭,我们马上去看医生!”母亲脸上挂着泪焦急地对我说。
“妈!妈!我带夭夭去看医生,您看一下锅里的菜,饭熟了您就先吃,不要等我们了!”母亲大声地朝屋外喊到,弯着腰的奶奶拄着她那根枣木拐杖咚咚咚地有节奏的敲击着地面款款而来,奶奶腿脚和耳朵基本上都已经不太好使,即使妈妈那么大声的吼叫后,奶奶还是人未到声先闻:“你刚刚说什么?”苍老的声音里满是关切。
母亲一把从床上拿了毯子裹在我身上,一面将棉鞋套在我脚上,然后蹲下身子将我背在她的背上,虽说我只有八十来斤,可同样瘦弱娇小的母亲也不比我重多少。没有力气说话,也没有力气睁开眼睛,我只能感觉到耳边的风呼啦啦地响,母亲细碎的脚步或重或轻地踩在泥泞的山路上,伴着她粗重的呼吸声在山路上渐行渐远。
“急性肾炎!”老中医只是随便地扒拉了两下我的眼皮,透过那副快架到鼻尖上已经褪了色的老花镜仔细地看了看我的眼睛,然后用他温暖的右手搭在我的左手手腕处两三分钟,便扭转了头对着满脸焦急的母亲淡淡地说。
“肾炎?医生,她怎么会得了这个病呢?”母亲难以置信她的耳朵,做为农村妇女,我想当时的她是没有办法清楚的知道肾炎到底是个什么病,但我知道只要是和我有关的病,她往往都会下意识地认为都是很严重的病。
也许只有千百年来人类传承的母爱才能解释她的紧张,焦急和担忧,而她的快乐大概就是看到她的孩子快乐吧!
“引起这个病的原因有很多,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判断出她得这个病的原因。”老中医是见惯了母爱泛滥和大风大浪的人,或许他清楚地知道和我母亲这样的农村妇女讲肾病的形成原因,也许比鸡同鸭讲还要费力不计好,索性说说接下来要做什么会更好一些。
“夭夭这个病呢,得尽快治,而且得治断根,要不然会引发其他的肾病影响她一辈子!”老中医应该不是在吓唬母亲,但母亲还是吓得腿肚子软了下来,她猛地一下坐在中医对面的那把破凳子上,两只手紧紧地贴在老中医写药方的桌子上,直直地盯着他说:“医生,治!治!治!全听您的,您说怎么治就怎么治!”
她说得字字铿锵以致于我一直在心目中以为娇小柔弱如她,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一只的中年妇女,哪里来的勇气豪迈,说得斩钉截铁。
很多次坐在床头喝着苦得像黄莲的中药,很多次我都会从心底里狠狠地抱怨这病怏怏的身体,连累着一家老小都为我忙碌,担心,焦急。就连小我三四岁的妹妹都能在我喝完中药后伸出她胖乎乎的小手递过来一颗邻居给她的糖果,然后奶声奶气地对我说:“姐姐,吃颗糖嘴里就没那么苦啦!”
我不知道将来的哪一天我才能像同龄人那样自由自在的奔跑,健康快乐的长大。我甚至有时候想如果没有我,或许住在这个家徒四壁的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能过得舒心快乐一些。
老中医拿起他那只大盖帽的钢笔在一叠用废纸做的处方单上刷刷地写着药品名称,那只钢笔如同他花白的胡须有些久远,需要不时地醮到墨水瓶里后才能再写几个字,如此反复大约十来次他终于写完了处方。扒拉着那把油漆已经掉得斑斑驳驳的算盘,几粒算珠机械地上下跳动:“五十二块六!”报完价后,再起身到那满墙的装满中药的抽屉里秤药,用牛皮纸包好。
“医生,这药钱能不能等过几天把那只下蛋的老母鸡卖了再给您送过来?”母亲在老中医将所有的牛皮纸包打算用细绳串起来的时候,细声细气地对他说。
其实我们家的情况在这巴掌大的地方人人都能如数家珍,特有标志性的话题就是:他们家有一个药罐子!当然药罐子指的就是我。而我和我们家也是老中医行医几十年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常客里的常客!
只见他摆了摆枯树枝一样的手掌,晃着脑袋说:“不急不急!先吃药!”
母亲又将我架到她的背上,一只手托着我的屁股,另一手提着那十副中药摇摇晃晃地走出了老中医的门口。刚走出没几步,老中医从屋子里追了出来,大声地冲着我们喊:“夭夭妈,记住千万别让孩子吃带盐的东西!”
“知道啦!”母亲大声答道,脚下的步子并没有丝毫停顿的意思。弱小的身躯里蕴含的能量大概是需要一鼓作气才能把我背回家吧,或许一停顿就很难用她八十斤的娇小身躯架起我这八十斤的大肉团子来。
我的肾病终于在老中医几十副中药,母亲每天早晚端给我的药汤和我近百天从来没有吃过一粒盐的艰苦抗争下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最后一次我和母亲走去老中医家,一番望闻问切后,老中医舒展开沟壑丛生的脸庞,用老人特有的慈祥摸着我的头说:“夭夭,你的病全好了。”
我扭转头看看了坐在旁边的母亲,她原本焦急和担忧的眼睛里噙着泪花,但终究这个被生活里的磨难狠狠眷顾着的女人并没有让它们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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