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铁路工人住过的平房成了一种以往的见证 ”
一九六六年，我们小镇还没电灯，夜来，家家户户都煤油灯黑烟缭绕，薰得人人都两鼻孔黑黑的，也许肺也十有八九是黑黑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那时村人向往的那遥远的未来。
我家租居在一个深深的弄堂末端处，每当夜晚来临，总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未知的危险中，内心总充满了莫名的恐惧。
夜出，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学校在“六一”儿童节要举办一台文艺演出，要求我们参演的同学晚上去学校排练。
我跟老师说，晚上黑漆漆的，我害怕，不敢来学校。同学们立刻表示，排练结束后，大家一起送我回家。
既然小同学们都说好要送我回家的，我就再没理由不去参加排练了。那晚，是我第一次从外面夜里回家，街面黑乎乎的，偶尔有几家还开着门，可看到里头昏暗的煤油灯光。同学们只送我到弄堂口，然后目送我一人走进深深的弄堂。
一个人陷进幽暗里，我紧张得汗毛全竖了起来，隐隐约约感觉到背后有什么跟着我，我一路小跑起来，那跟着我的声响也紧追不舍，我几乎吓得要昏倒了，跑进家门一下紧紧抱紧妈妈颤抖着叫道：“有东西跟在我后头！”
妈妈从我的脚后根扯下了一张粽叶说：“看把你吓的！是粽叶粘到你鞋上了，这下你不怕了吧？”
怪事虽然弄清楚了，可我仍心有余悸，那对黑暗恐惧的心理阴影总伴随着我的童年。
一九六八年，父亲总算分到了一套公房，而且装上了电灯，我们搬离了那阴气深重的弄堂。总以为从此可走出心理上的阴影了，可事实上，我跳出了阴森的弄堂，又陷入了另一条阴气很重的走廊。
新房紧挨着铁道边，两相平行距离不足五十米，其结构仿佛火车的车厢，一隔为三，门与门直对，过道直通到底，朝南的客厅门窗正对着平行而过的铁道，正好能摆一张吃饭桌再加上几张凳子；中间卧室，可床挨床地铺陈一大一小两张床；厨房摆个菜橱，再摆个水缸，就再没空间了。
那么，灶头往哪垒？柴火往哪搁？卫生问题怎么解决？还好我家靠着最西头，外墙与一面高坡正好夹成了一个一米多宽的过道，就被父亲利用来搭起了一个简易棚子，在里头了垒了一个灶头，堆放柴火，还可养猪养鸡养鸭养鹅；白天，马桶尿桶搁在棚子时，晚上再拎到家里来。
过不多久，我听到村里人说，我家西头那高坡本是一块坟地，的确，父亲在搭建棚子时挖到过坟砖。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害怕，晚上从不敢单独呆在屋里，晚上睡在床上，我总会鬼使神差望向那扇对着西头的小窗，怕看到什么可怕的，又忍不住不看，总是纠结于这担惊受怕而痛苦的矛盾里。
每当夜晚来临，我只有睡在父母的身边才会有安全感。进入梦乡后，不时会有一趟火车呼啸而过，顷刻房子就象是一只摇篮，被“轰隆隆”地震动着。此时，我感到更安全了，据说，鬼不仅害怕白天，还害怕铁与铁撞击的金属声呢！
小屋不仅小，还闷罐子似的。每当夏日，家家户户就搬个竹椅在外纳凉，大人们聊着天，我们小孩就去外头追来追去地捉迷藏玩。每晚在外玩累了，我一个人不敢进屋先睡，就会从竹椅背后搂着妈妈的肩说：“姆妈，我要回家睡了！”
那天，我们小孩从街上玩回来后，我照旧走向母亲常常坐着的那位置，从竹椅背后搂上去说：“姆妈，我要回家睡了！”可是，那晚坐在本是母亲天天坐的那位置上的竟然是隔壁的一个阿姨。邻居们笑得很开心。我则尴尬得无地自容，感觉着难为情死了。
闷罐子平房，冬天倒是特别的暖和。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外头冰天雪地的，我家里就盖一条薄薄的棉被就足以御寒。睡到大半夜时，突然，家里钻进来一个什么不速之客，东窜西窜的，爸爸妈妈姐姐，还有我，大家一起开始捉拿这私闯民宅者。它从妈妈的床上跳到了爸爸的床上，爸爸用棉被摁住了它，原来是一只黄鼠狼！第二天中餐就多了一道红烧黄鼠狼美味，那张带长长尾巴的黄鼠狼皮拿到供销社卖了三元钱。
我就在这铁道边的小屋，和爸爸妈妈一起度过了十年光景，之后我就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只有退休的父亲和母亲两人住着。
眨眼间已四十多年过去，高铁已取代了绿皮车，小站撤消了，那些铁路工人住过的平房成了一种以往的见证，定格在了黑白照里，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常常从我脑海的深处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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