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制的初中高中都改为了二年制 ”
六九年，我进了后溪中学学习，二年初中，二年高中。
高考取消了，教学进行了精简，原三年制的初中高中都改为了二年制，课程设置也精简了，生物课改成了农业课，物理改成了工业课，取消了历史、地理课。
那个时候，是我们阅读兴趣最浓学习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但不知为什么，学校的图书馆封闭了，有胆大的学生破窗而入偷得几本书，只在《青春之歌》、《苦菜花》、《迎春花》、《野为春风斗古城》、《香飘四季》等极少的书，在我们学生间偷偷地传阅。
有段时间，每天早晨的自修课，老师都会发给我们每个学生一人一张白纸，叫我们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跟自己的一切私心杂念作斗争。
同学们拿着白纸，个个发着呆，不知自己到底有什么私心杂念，不知何从下笔。实在没办法了，就人人搞虚构，明明没偷桃子硬说自己偷桃子了，把上学路凡能看到地瓜呀萝卜呀这豆那豆呀全都偷了个遍，然后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自己批判了再批判。
我们的班主任周老师，虽然是个数学老师，但爱好文艺宣传。他教我们唱的一首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家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所以，那时帝王将相退出了舞台，小镇排演了一台《红灯记》，我们班主任周老师组织我们同学排演了《林海雪原》。我在戏中好象还当了一个除杨子荣、少剑波以外的一个小角色呢。
班主任周老师还喜欢写文章，我们跟他学，都学会了“三下一我们”式的作文：“在…下，在…下，在…下，我们……”对此，语文老师很不以为然，含沙射影地指出：我们的作文这所以写得那么模式化，正是被某种模式化文章误导的！
周老师写文章的热情很高，写好了就交给我，叫我用毛笔抄到大大张的纸上，并由另一个同学配上宣传画，然后，我们就拿到小镇醒目位置上张贴出来，办了个宣传专栏，每周一期，从不间断地坚持到了我们班初中毕业。
那时的干部脑袋里都似乎绷着一根弦，觉悟性很高，我们班在小镇办的宣传专栏得到了公社的高度重视，公社书记经常会亲自出巡，防止有人破坏我们的宣传栏。有一次还真被他遇上了。
那晚夜黑风高，漆漆黑的大街上已没行人，赵书记还牵挂着我们那宣传栏，拿个手电走出公社大门前往巡视。当他快走近我们那宣传栏时，突然有个黑影从弄堂里闪出来，迅速接近宣传栏，一把撕破那张贴的纸张，又慌慌张张地逃离现场，跑进了弄堂。
赵书记跟踪追迹，紧追不舍，总算在一个简易棚内逮住了他，大声喝道：
“谁？出来！”
“我，上茅坑。”
“你深夜在外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我和同学捉迷藏玩。”
赵书记才不听他的狡辩呢，一把将他从简棚里拖出来，扭送到公社关了一夜。
那逮住的人叫张三古，是我们班的同学，周老师第二天一早，就亲自把他从公社保了出来。
二年的初中学习，很快就过去了。毕业时，我们面临着四个面向：面向社会，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学校。
周老师希望我能继续上高中读书，告诉我：等你们高中毕业时，兴许就恢复高考了，可以上大学了！
我说，我不读书了！我父亲退休了，我不能再靠父亲的退休金养活了，我要参加工作，让喜欢吃肉的父亲有肉吃！
周老师听我这样说，也没再跟我多说什么，只是顺着我说：“你想参加工作，那就工作吧。”
我还真以为自己将有工作了，在情感上忽然有了对离开家离开学校的不舍，并伴有一种将走向工作的迷茫。
母亲知道了我将有工作的消息也很高兴，开始盘算为我准备独立生活的用品，还教我怎样叠棉被怎样叠服装怎样洗衣服，那段时间，母亲想起我去参加工作后该怎样怎样，就会跟我郑重其事地叮嘱一番。
然而，当分配方案一公布时，我彻底地傻了：那口口声声说“喜欢读书”的人有了工作，而我这“不想再读书”的人将继续读高中。
上初中，是我读书兴趣最深厚的时段，特别是数学方面，老师在课堂上还没提问，我就知道他会问什么，答案都准备好了。在体育上，我的一百米短跑成绩刷新了以往的学校记录。
上高中，我的魂早被工作勾走了，体形也变“苗条”了，一下子瘦了不少，周老师也很疑惑：“上了高中，你怎么换了个人似的？”
我的高中学习阶段，恰是70年代初，“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每个班都在山脚选了位置，天天日以继夜地挑个马灯挖防空洞。
我的班主任仍是周老师，为了我们能给学校留下些永久性的纪念，他安排我们学生每天上学都得从外大溪的砂滩上捡几块鹅卵石带到学校来，日积月累，当我们高中毕业时，一条崭新的鹅卵石路也铺成了。
可是我们高中毕业了，却不知了路在何方，学校不再顾问我们去向问题，没有了初中毕业时的那“四个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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