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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助教的那些日子》26.压岁的红包愣是没送出去

“ 是不是我娘同意我和于可心的爱情了? ”

这年过得异常郁闷,几乎所有见过我的人都问我,柱子,找对象了没?我只能讪讪地摇摇头,说没有。

我是有爱情的人,却不能坦然地向别人说起。因为年初一起床的时候,我娘嘱咐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把我和于可心恋爱的事说出去。我说为啥?我娘说你不知道你嫂子们的嘴?很多事上,我嫂子和整个家庭是离心离德的,不仅喜欢家丑外扬,甚至还喜欢无事生非,这点让我娘一辈子都活得小心翼翼,且无法释怀。我一下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若我的爱情被嫂子们传出去,很可能白猫变成了黑猫,甚至有可能被她们说成猥亵少女的流氓。我冒出一身冷汗,决定守口如瓶。

由于第一年工作领工资,我决定在大年初一时给我的侄子们送个压岁钱,毕竟我是有辈分的人。那时我的工资才330元,我包了三个30元的红包,准备送给两个侄子和一个外甥。但红包一个也没送出去。给我外甥的,被我大姐有枝拦下了,大姐说孩子还小,再说也用不着,好好攒着准备娶媳妇吧。大姐对我真好,自从她学会缝纫技术后,我大学的衣服几乎被她全包了。我本以为给两个侄子的红包也轻松送出去,结果也没有。

“小家伙们,过来,领红包!”我向两个给我磕头的侄子说道,他俩才五六岁。

他们摇头说不要,态度很坚决,看来嫂子们都嘱咐好了。我就把红包递给俩嫂子,俩嫂子根本不接,大嫂说道:“小孩子花不着钱的!”

我就把红包又塞给嫂子,结果她们把红包丢到了茶几上。由于用力过猛,有一个红包还被甩到了地上。大嫂啥时变得这样不贪财了?我不明所以,只是隐约感到大嫂的脸上还带着几分嫌弃。

“柱子,处对象了没?”大哥问我。

我还没回答呢,大嫂就把话头接了过去,冲大哥奚落道:“用得着你瞎操心?柱子是大学老师,还愁找不到媳妇?”

大哥不再说话。尽管大哥能言善辩,在外人面前逞强好胜,但在大嫂面前很怂,是根儿立不起来的葱。大嫂推心置腹地说道:“现在的年轻人本事很大,俺娘家一个小伙子,挣钱多,自己谈了个对象,没让老人操心,也没花老人一分钱。”

尽管我有些傻,但还是听出了大嫂的弦外之音:有本事的人结婚不花父母的钱,更花不着哥嫂的钱了;若花父母和哥嫂的钱,就是没本事的人。

在大嫂眼中,我就是无用、无能之人。有次大哥住院,大嫂说咱家就缺一个当医生的;有次大哥求人办事,大嫂又说咱家就缺个当官的。只要她有事求人了,这种话就能当着我的面张嘴而出,从来不在乎我受得了受不了。

大嫂走后,我娘掂着手里的红包说:“人家不是嫌钱少,而是怕咱?”

我说怕我干啥?不就是一红包吗?我娘说你过几年不结婚吗?你结婚时她们怕我给她们摊派婚礼钱,这是提前有意疏远我们。我一想还真是。我们那里有个不成文的风俗,兄弟中最小的结婚时,早已结婚的老大、老二都会出钱出力帮父母给小儿子结婚。后来当我结婚时,两个嫂子的做法印证了我娘当时的猜测。结婚之前,大嫂挑起事端和我娘吵了一架,直接用行动封住了我娘的嘴。结婚那天,两个嫂子穿着侄子们上学时又小又脏的运动服,像两个乞丐一样忙前忙后。人们都说老李家有两个好媳妇,利落能干,而我的嫂子们则说她们日子紧,供应着几个孩子上学不容易。我结婚的一切费用都是父母积攒的,其实父母根本没打算向她们摊派,若那样,很可能闹个天翻地覆。

“你嫂子怎么穿得那样?”有次妻子问我。

我还能怎么回答?大嫂爱算计,为人处世全靠演技,就缺一个奥斯卡金奖了。而二嫂则是坚决贯彻大嫂的方针政策,大嫂怎么做她就怎么做,且坚定不移地去执行。

过年之后,我哪里也不想去,窝在家里看书写东西,更自由自在。那时,我正在写一部中篇小说。尽管毕业半年,我还是延续了大学时的习惯,每天都坐下来写点东西,有时三四百字,有时三四千字,不图文字的精美,为的是锻炼自己,让文字和思路变得更为流畅。毕业时,我从大学带回来厚厚的一摞练笔写的文稿,放在老家西厢房的一个破纸箱里,想有朝一日腾出时间整理一下,结果被我家傻子三叔陆续拿走卷烟用了。

我有熬夜的习惯,每到晚上大脑特别兴奋,我喜欢在那段时间写我的东西。

“柱子,晚上熬夜吃点东西,补充营养,”每晚,我娘总是把苹果、桔子和饼干什么的送到我屋里。

“柱子,晚上别太累了,早休息啊,”过了一会儿,我娘又在屋外嘱咐我。

有时,我娘还给我了煮几个鸡蛋,放到我屋里,要我吃。那时,我有点嫌烦,刚有了点思路就被我娘打扰了。但现在想来,心理温暖得不行。

在寒假结束上班前的那段日子里,我娘再也没有问起过我和于可心的事,甚至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也让我产生了一个美好的幻觉:是不是我娘同意我和于可心的爱情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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