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猪得看运气。 ”
母亲说，大集体养猪，只养得不到。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并没有经历过大集体的生活，在我们出生时，土地已经下户，大多数人家都已经开始养猪，而且猪是属于自己的。但在大集体，猪是为集体养的，只是一种代养方式，到了年底，猪要交到生产队，只能算工分，至于能拿到多少肉，得按照分配来。
大集体靠工分领取所得，而工分靠劳动力所得，一家人生活是否温饱，就看有没有劳动力，穷与富，没有多大的体现，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但不一起睡觉。每天规定上工时间，男女老少齐上阵，收工后生产队核定工分多少，月结或是年结。
早期时，一个整工10分折合人民币8分钱。如此推断，一个体力壮大的男人，在出勤完整且整工的情况下，一个月的收入是2.4元，一年的收入是29.2元。如果按照今天三线城市的房价来算，一套普通的商品房，3500元一平80平要28万元，大集体不吃不喝一个男人要花9589年才能买得上。
猪在那个时代，也是油水和经济的象征，一个生产队要养猪，分配到人头上，但并不是每户都能分得到，有的分到牛，有的分到猪，有的分到鸡，有的分到鸭，总之生产队要发展什么产业，就分什么任务。
陈地主是地主的后代，他的祖先是村里的首富，拥有上千亩的土地，到了他这一代，也只能像平民一样生活，但因为成分问题，总是要承担些社会责任，比如说要开什么会，陈地主就要站在人民群众面前被当作典型批评，有时候没完成任务，除扣工分外，还要大会批斗。
那一年，生产队分苗，我家分到牛，陈地主分到了猪，队长特意照顾陈地主，想让他翻身，就给了他十头猪苗，四十多斤重，猪苗是队长家里的，算得上是最好的，拉到猪圈里，活蹦乱跳，一副财运到来的样子。陈地主有点封建迷信，偷偷地请了一个亲戚来做法事，安慰一下土地，只要这些猪出栏，日子就好过了。
一开始时，猪长得又快又肥，陈地主一家围着十头猪转，陈地主恨不得搬进猪圈和猪一起睡，队长时不时的巡察，对这批猪的成长很满意，有时候在大会上还表扬陈地主。然而，瘟神找上了门，一头猪突然就躺下了，不吃不喝。
队长和一帮干部焦急地赶到陈家，在猪圈门口看了一阵，又审查了陈地主，从猪进圈到现在，在哪儿打的猪草，谁喂的食，生怕错过了什么细节。事实上队长心里清楚，这猪病了，但兽医没有办法，只好把病了的猪隔离在菜园子里。队长交待了，镇上的兽医正在赶来的路上，陈家要看好这头猪，如有三长两短，是要问责的。
这一等就等了一天，兽医没来，眼看天黑了，陈地主有些着急，守在病猪边上，这一守就是一个晚上，第二天中午兽医才来，打了一针后扔下一句话，隔离观察几天，可能是猪瘟。
兽医一句话，给陈地主养的猪判了刑，生产队急忙开会，讨论如何处理陈地主和十头猪。有人说早点杀了算了，反正也是死，早点杀还有点好肉，晚了杀就是瘟猪肉。有人反对杀猪，认为这是陈家的责任，别人的猪没发瘟他的发了，肯定是喂了不该喂的东西。队长想想也是，陈地主是有责任的，必须追究，要不然无法向上面交待。
批斗大会如期举行，陈地主低着头站在群众面前，一副愧疚的样子，聆听着大家对他的指责，他就那样站着，从早晨站到下午，群众吃了饭再来批斗，直到晚上十点，大家都累了，才让陈地主回家。队长命令，陈家人不吃饭都可以，但不能让猪有三长两短。
那一天，陈地主没吃得上饭，回到家里，见锅里的猪食还热着，就抓起里面大块的红薯往嘴里灌。
命运和陈地主开了个天大的玩笑，第一头猪病了两天后撒手西去，其余的猪也接二连三的倒下，兽医无力回天，十头猪到陈家只存活了两个月。
此后，但凡有批斗会，陈地主就是典型，他低着头，一站就是一天，似乎每次都在默默地忏悔，对不起那些死去的猪，对不起生产队，对不起人民群众。如今，陈地主已经去世，但邻居们养猪时都会开玩笑说：“要是像陈地主那种运气，就不要养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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