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帽里竟兜着一个猫崽子大小的死孩子 ”
91年初，我在妇女儿童医院待产，已经过了预产期，可肚子里的小冤家死活没动静。都说好事多磨，可看着人家噼里啪啦的下的那些男男女女，我这颗蛋就是不往下走，气的直接给他爹起了个外号“蛋蛋”。
我说：“憋死我了！”
他说：“在医院憋不死的。”
我说：“能！就能！你这个臭蛋不替我生，憋的我难受，肚子里的蛋不下来，坠的我难受，你俩就是两颗坏蛋！”
他盯着自己的下身好一阵子端详：“好像挺有道理耶。”
“臭蛋蛋！”
走廊尽头，十几个围在那里嘁嘁喳喳，他甩了我搀着我的手，兴奋地一头扎了过去。
少顷，他又从人群里钻了出来，垂头丧气：“惨，真惨！”
“什么惨？”好奇心能转移我焦虑的注意力，说不定自己就生下来了，这是他告诉我的。
“农村人，老婆七个月，下地干活时摔断了腿，紧急送到了二院，也不知道给用了什么药，一晚上把肚子里的孩子给打了下来。送妇产医院时羊水都流干碗了，没活过来。”
他扶着我贴过去，“让让，让让，给我家大肚子婆看看。”
墙根下，蹲坐着一个脏兮兮的男人，蓬头垢面，眼泪伴着鼻涕拉的老长，看面相有近四十岁。他穿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脚上是一双粘满泥土的黄胶鞋，干裂的双手里捧着一顶塌了帽檐的绿军帽，细细一看，军帽里竟兜着一个猫崽子大小的死孩子，闭着眼睛不哭不闹。
我听人们议论着，男人的老婆大出血，光是在这儿的抢救费就是一万三，还有后续的治疗费，少说也得五六千。男人手里连今天家里送过来的都算上，也就小一万，刚够付二院治腿伤的住院费。孩子没活不说，大人还危险着，没钱，只好走投无路地抱着死孩子悲哀。
男人盯着手里的死孩子嘟囔着：“老婆要救的，卖房子，卖地。”鼻翼抽搐着：“没救活你呦。”
我心里难受地看了看“蛋蛋”，他赶紧从怀里捏了两张百元的票子，俯身塞在了男人的衣兜里。没多长时间，这群人大概凑了两三千，杯水车薪。
唏嘘间，人群外挤进来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蹲下，跟男人脸对脸。
年龄最长的医生开口说话：“节哀顺变，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先带回去找地方埋了吧。”
男人艰难地抬起头，摊开紧攥着的右手：“可这医药费？”
“什么医药费！？这是人民的医院，没有付不起钱就不给看病的规定，这个全免了。”年长医生握住男人的手，顺势把药费单拿到了自己手里。
男人哽咽着说不出话，后背上靠着墙一使劲儿，“噗通”一声双膝跪地，把军帽紧紧搂在怀里，一头磕在走廊坚硬的水泥地上：“共产党万岁！人民医院万岁！大夫护士万岁！”
我，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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