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一场战役的胜败能够改变整场战争的走向，从而左右整个历史的进程；有时一场战役的胜败已无关胜负大局，却成为政权土崩瓦解和废旧立新的碑铭。前者具有丰富的战略价值和军事艺术而被纳入战争学术研究，后者具有厚重沧桑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标识性而被写入文学作品。
700多年前，一前一后的两场战役恰好能够对号入座。如果说襄樊战役是宋元政权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誓要一决胜负的棋招，那么崖门战役就是汉蒙两个民族用血与泪完成在历史舞台上更迭的最后挽歌。襄樊战役，宋军损失惨重、一泻千里，失去了整条军事防御战线，再无与元军对峙甚至求和的资本。崖门战役，汉人最后能够组织起的抵抗力量被蒙古人悉数绞杀，华夏文明因为失去统治力开始走向衰落。
这两场战役，作为推动历史进程的印记和引领王朝更迭的标志被载入史册，和五千年发展长河中的诸多历史事件一样，大多数时间都被冷落在书架的一角无人问津，只有研究者需要鉴古识今或者创作者需要挖掘素材时，才在历史讲台或者图书馆里提及它们，它们的惨烈与悲壮，才有被重新审视和凭吊的机会。
崖山之战，距今整整735年了。不知从何时起，这场战役突然被国人抬高至空前的地位，它被认为是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走向衰败和扭曲的标志，中国的概念彻底从文明的版图上消失，正所谓“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种说法来自日本，随之引起国人重视继而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认同。
据说日本在获知南宋灭亡时举国茹素，虽然这种说法有待考证，但如此剧烈的反应还是触动了国人的神经，对比之后，“崖山之后无中国”引发了国人重新审视和思考那场战役。时下民族责任感和归宿感的严重缺失诱发国人去认同与笃信这种说法，继而广为传颂。以至于再度提及崖门战役，往往会潸然泪下，唏嘘不已。
当我以读历史的角度去了解崖门战役，我无法去认同“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个观点，确切的说是无法认同这个观点富含的强烈感情。在我看来，历史就像一枚两面刻有不同花纹的硬币。一面冰冷苍白，一面热烈绚烂；一面是战争与杀伐带来的统治更迭，一面是文化的繁荣与凋零带来的文明进退；一面是符合社会规律的理性报告，一面是情节跌宕、精彩纷呈的文艺作品；一面是没有对错、没有正义与邪恶的理性辩证，一面是捆绑在人性与时代观念石碑上的细致品味。
这两面，注定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抛起硬币，两面交替呈现，令人眼花缭乱地交织在一起，这两面最终却无法同时被摊在桌上。如果当尘埃落定时，一切需要盖棺定论了，你交出的还是一幅两面错综复杂纠缠在一起的临摹，那就表明你看到的只是历史的残影，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如果让我临摹崖山之战，我会交出两幅画，一幅是无法阻滞的历史巨轮滚滚向前，将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切倾轧与碾压，一套观念与思想使一个政权由起到胜、由胜到衰，另一个政权悄无声息用最符合冷兵器时代也最克制上一个政权的手段取而代之。
另一幅是20万军民兑现了自己在华夏礼法中成长熏陶后对成型观念与思想的承诺，悲壮的交付性命、以身殉国，面对恐怖的侵略者彰显了华夏最后一丝民族气节，自此他们的礼数被层层剥落，披上包含异族色彩的外皮。这两幅临摹，前者没有感情，更不容置喙；后者感情丰富细腻，可全是面对这段宏大历史时悲凉的感慨与强烈内心翻涌。
当我以民族的角度去了解崖门战役，我不知如何去理解“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个观点，确切得说是不知如何去理解民族这个概念。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民族曾作为社会与政权的组成核心，是一个社会形态与政权的稳定前提。当世界慢慢由封闭变得开放，语言枷锁的打破让我们得以触摸到这个核心，它不再神秘而不可逾越。
现在，这个概念正在一步步土崩瓦解，相反民族主义往往成了暴力与冲突的集中点，从这个角度去回望历史的主旋律，真可谓让人感慨万千。现在的国人，谁敢说自己不是两个民族甚至数个民族碰撞与交合的产物？操着简化的汉字，生长在儒道理学早已消逝的社会环境，面对远远未接触过的古远领域，谁又有资格说当年华夏纯正的礼法与文化才是自己现在应该有的？何为复兴？回复的是兴盛，而绝不是姿态。
与其说是民族或文明的复兴，倒不如说是从历史的繁荣中去借鉴，利用智慧与勤勉再次达到高峰。从历史长河攫取无尽的智慧，勇敢地在当先社会形态中行之有效地去利用、去改造，想必才是最好的心态。绝不能为了寻找寄托与归宿感未加考证就颠倒信口开河某一个朝代，更不能盲目地不去思索当下，放弃寻找最有利的途径。
崖山735年祭，我如实表述自己的内心想法：735年前的今天，汉民族的政权在崖门战役中组织了最后的抵抗力量，最终被蒙古民族的军队屠戮殆尽，蒙古政权代替汉族政权登上历史舞台，发展了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因统治权的丧失而再度面临纯洁性的流失，进一步被改造与融合，因其无与伦比的厚重性和丰富性，依旧在之后政权统治的中国大地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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