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很黑。
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半夜里醒来，想起父亲，一种无法诉说的悲伤涌进眼眶，心口一阵一阵的闷痛，然后就是彻夜的失眠。
每年清明节前后，总是细雨淅沥。雨，唤醒了万物，催开了各色鲜花，也唤起了我对父亲的无限怀念。
十二年了，我的父亲离开我已经十二年了！十二年，于我个人，是一段生命的轮回;于我与父亲，却是一场永别，今生我再也没有“爸爸”叫了。
永远都不会忘记，2005年正月初五下午四点多钟，我接到弟弟的电话，弟弟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走了！”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放下电话的，也不记得我是怎么坐上车的，只记得那个寒凉的夜晚，四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那一刻，我的魂灵好像被抽空了，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如同棉花一样轻。
一进门，我看到父亲躺在客厅的右边，脸上盖着一张黄色的土纸。侄子坐在父亲的左边，手伸进被子里握着父亲说：“爹爹，小姑回来了。”我木然地站在父亲的“床”边，任眼泪无声地流淌。那几天，我像一个空心人一样跟着家里人打理爸爸的丧事，没事做的时候，我就呆呆地坐在父亲身边，默默地流泪。我始终哭不出声音来。直到开追悼会那天，就在追悼词念出的那一瞬间，我一下子崩溃了，我撕心裂肺地大声嚎啕。当工人们把父亲的遗体往火葬厂拉时，我拼命地向前扑，像个疯子一样拍打着工人的手，我歇斯底里地喊叫：“我的爸爸没有死，你们不要烧他。”我想紧紧拉住父亲的手，我要父亲活过来！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才真真正正地明白，我的父亲走了，这辈子再也不会回来。
在兄妹四个当中，我是父亲最不放心的孩子。在父亲的眼里，我太善良，太单纯，永远长不大。因为这份不放心，我得到父亲的疼爱远多于哥哥姐姐和弟弟。
1985年，我们全家还没进城，父亲就把我带到县城读高中，那时弟弟也在县城读初中。父亲每天忙着工作，还要忙着照顾我们，给我们做饭、洗衣服。多半时候，饭菜都很清淡。偶尔，父亲也买点肉给我们吃。记得有一次，父亲买了一点排骨炖萝卜给我们吃，那汤啊，真好喝！弟弟问我：“二姐，猪排骨汤这么好喝，那猪排骨长在哪儿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去问问爸爸。”弟弟说：“我不敢问。”我说：“你不敢，我敢。”于是，我拉着弟弟的手来到父亲面前，我说：“爸爸，猪排骨长哪儿呢？”爸爸掀起他的上衣，把胸挺起来，露出几根肋骨说：“咯，这就是排骨。”我和弟弟看到父亲那滑稽的样子，笑成一团。没想到多年以前那个让我忍俊不禁的画面，今夜我要用眼泪来怀念。
窗外的雨一直下个不停，滴滴答答地敲打着窗檐，也敲在我的心上，记忆一幕幕回放。
1988年的八月，我去武汉上学，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父亲坚持要送我。记得我们到达武昌傅家坡的时候，已是下午一点多。我们还要转车去位于卓刀泉的学校。因为我晕车，我坚决不再坐公共汽车，父亲就只好陪着我步行。九月的太阳炙烤着大地，路上除了卖冰棒的老婆婆，几乎看不到别的行人。父亲双肩背着两个大包，身体夹在两个包之间，从背后看就像一个包裹严实的粽子。烈日下，我们父女俩一前一后地走着。大约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学校。父亲身上白色的确良衬衫已变成了黄色，湿湿的拧得出水来。父亲忙着给我办完入学手续后就急急地往回赶。我请求父亲住一晚再回去，父亲说：“我还能赶上最后一班车。不在外面浪费钱了。”父亲是孤儿，从小节约成了习惯。我拗不过父亲。我含着泪送父亲到校门口，父亲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好长……后来，姐姐告诉我，父亲没有赶上最后一班车，父亲在车站候车室坐了一晚上。
父亲一生从事文化工作，是老文化圈子里有名的笔杆子。少女时代，我经常在半夜醒来，还看见父亲在奋笔疾书。父亲一生留下了《黄麻惊雷》《文化志》《文物志》等几百万文字。我也喜欢文文学，尽管我的诗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着实让父亲高兴了一回，但在文学的殿堂里，我永远都达不到父亲的高度。年轻的我，太注重自我，太容易被唳气所伤。
2002年，我在《红安报》一栏目写了一篇近似“亲历”的文章。县里有一位领导说我的文章里影射到他们家的隐私，非要我在报上公开道歉不可，还扬言要把我告上法庭。我誓死不从。一段时间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在我身上，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一气之下，把我写的文章不管是已发表的还是未发表的都丢进了火炉。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非常心痛。他说：“儿啊，你这是做苕事。这些文字是你多年的心血和努力，你就这样把它们烧了，以后再也不可能找回来了。文字没有错，那些人想当新闻人物，就让他们当去。若真要上法庭，我陪你！”在那段心如死灰的日子里，父亲始终站在我的身后，给我有力的支撑。
佛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我觉得我就是父亲的劫难，是父亲的催命鬼！
2004年初夏，我负气而行，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红安。当时父亲已身患肺结核好几年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指责我的叛逆，只有父亲，始终没有说我一个“不”字。但是，不能抽烟的父亲在我走后，每天都要抽两包甚至三包烟。我知道，父亲的心里无比痛苦。父亲懂我的委屈，懂我的无助，但是却无力帮到我，所以只有尊重我的选择，用抽烟的方式来麻醉自己的痛苦。同年九月，我得知父亲已经确诊为肺癌晚期的消息。
那一天，我紧赶漫赶地转了五趟车回到家里。父亲半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骨瘦如柴的父亲头发已近全白，目光浑浊，在看到我进门的那一刻，我感觉父亲的眼光亮了一下。父亲看着我，我也看着父亲。我强忍着自己的眼泪，不让它流出来。过了好半天，父亲对我说：“儿啊，我得了癌症，再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你不要再走了。”父亲的声音里满是柔弱和肯求。我没有答应父亲。我看到父亲的额上有细细的汗珠。我端来一盆热水准备给父亲洗脸。父亲推开我的手，坚定地说：“让你妈来！”我以为那是嫌弃，当晚我就离开了红安。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后来，我在一篇散文里看到这样一段文字：父亲知道自己得了肺癌后，就再也不让我靠近他，他怕我被传染。但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有时候，我在房间里看书，就能感受到房门口父亲的目光。……父亲最后因全身器官衰竭而去了世界的另一边。我心如刀绞。父亲啊，我苦命的父亲！
我一直以为，是我的叛逆和任性害死了父亲。许多年来，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如果当初……这样的设想千次万次，可是生活中没有如果，只有结果。我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给外人，却把最坏的脾气、猜疑、任性给了自己最亲的人，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一切还来得及。其实，来日并不方长，有时转身就是一世，甚至还来不及说一声“再见”。
这么些年来，我一直不敢跟别人说起父亲，父亲只活在我的记忆里，活在我的文字里。每次在街上看到形似父亲的人，我总是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好像只有这样，我才可以得到一些慰藉。我一直责怪父亲不肯到我的梦里来，后来渐渐明白，不是父亲不肯来我的梦里，而是我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冲淡了这份期盼。
又到清明节，按红安的乡风，我不能回去祭拜父亲，只能作此一文，安慰自己愧疚的心。
父亲，今生我欠您一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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