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从虱子说起
至少二十多年不见了的“尤物”——虱子，大概真的要忘记了，忽然提到纸面上，绝非欣然为之。
我生在农村，长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对于小时候的贫穷，我没有认为是我的什么过错，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所以从不否认，也不隐瞒，并且有时还会想起来，在一些小短文里做一些记述。诸如，和着眼泪咽高粱饼子、野菜；大冬天穿着“七分裤”和脚趾露在外面的布鞋，脚丫冻得跟个发面馒头似的；挖草药、从鸡屁股里掏鸡蛋换学费钱等等。虱子却从来没有被写进任何一篇文章里，出于什么原由，我也说不太清楚，大概应该真的是忘记了。不管怎么说，绝没有避而不谈的意思。
前不久，父亲大寿，家里客朋满座，酒足饭饱之后，大家谈笑风生，话题不知不觉延伸到了80年代，算是忆苦思甜吧。出生在80年代末的外甥女也拼命挤在回忆的队伍里，冷不丁提起了我小时候的外号——“毛愣愣”！并嘻嘻笑着问我：“小姨，你这名字是二爷爷给你取的吧？听说是因为你小时候不梳头，头发结得像毛毡毡，能给鸟当巢用，虱子成群结队的，比蚂蚁出穴的队伍还要声势浩大……！”
没等外甥女把话说完整，许多人已经笑得快没气了，邻居嫂子抢过话茬，也嘻嘻笑着说：“真的耶，一点不假，你头发梢上的虱子都荡秋千呢！”我外甥女的二爷爷，是我的堂二叔，一直比较娇惯我，他已经去世多年，邻居嫂子就是我二叔的儿媳妇，她是我长大的见证人，完全可以为二叔代言。我一直以为“毛愣愣”仅仅是二叔对我的昵称，只含有亲昵和喜爱的意思，外甥女一注解，我一下窘得满脸通红。
不可否认，少时，虱子曾一度是我的附属品。
小时候母亲总是很忙很忙，所有的家务活几乎都要安排在晚上做，包括给我梳头。煤油灯下，我拿把小板凳像古代人一样正襟危坐在母亲的面前，母亲小心翼翼地解开我的像杂草一样的麻花辫，在木梳上吐了唾沫（不知为什么不用水洗或者蘸了水，唾沫的味道很不受用，也不敢拒绝），慢慢地、轻轻地梳理，卡到结儿，直接吐了唾沫到上面，用手轻轻地捏揉，再梳，梳光滑了，再用篦子撸虱子，依然吐了唾沫，连同白色的虱子卵——虮子一并撸下来了，黑红色的虱子和白色的虮子像花色蚕豆一样密密麻麻布满了篦子，通常母亲来不及用两个大拇指甲一对“哔啵、哔啵”地挤，直接倒在石板上用榔头砸，虮子“哔哔啵啵”地就阵亡了，虱子还要喷出黑红色的血浆。看到血浆柒红了石板，母亲常常责怪：“看看多少血被虱子吸掉了，再不让你姐姐梳头，虱子非吃掉你不可！”我自己笨拙不会梳麻花辫，也不让姐姐梳的原因是，姐姐给我梳头像用锄头刨杂草一样，一阵猛“刨”，感觉头都要被摘掉了。所以我宁愿让虱子吃掉。
在我原本的意识里，邻居嫂子说的虱子在头发稍上荡秋千嬉闹的事，不过是小事一桩。那个年代，虱子们在脑袋上肆意求欢的场面是随时能观赏到的。尤其在课堂上，有时觉得虱子真是一种精灵，它们总是在老师讲得津津有味、教室里鸦雀无声的时候探头探脑地爬出发梢，攀发丝荡秋千的、绕脖颈赛跑的、明目张胆寻欢偶配的，常常令懵懂的我们咧嘴偷笑，让老师感到莫明其妙。记忆里，虱子虽然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麻烦，但也平添了许多乐趣，不像吸血怪物那么可怕，我本以为它们就像人的毛发、指甲、垢痂一样，是与生俱来、必不可少的，它们会一直在人们不断清理的过程中不断繁衍生长着，没想过有一天它们会不同于毛发、指甲而灭绝。
虱子是真的灭绝了，我们人人油光满面、光彩照人的！不管虱子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优越而灭绝，还是因为化肥、农药的攻击而灭绝，我想我是没有发言权的。我仅仅无法理解，它，虱子，为什么还要活在他们记忆里的我的脑袋上？而且仅仅在我的脑袋上！？我有些恼怒，迅速在大脑里翻找最恶毒的语言，用以反击她们，也让她们无地自容。
“成了人物的，哪个不是小时候在虱子堆里长大的呢！”邻居嫂子依然嘻嘻笑着，这话着实让我吃了一吓！一个急刹车，我把恶毒的话咽回了肚子里，算中保住了我在众人面前原有的儒雅风度。
被当作“人物”了，我自然是窃喜至极！当一回“人物”，付出一点过去的面子的代价又何妨？毕竟谁也没说我像鲁迅笔下的阿Q和王胡一样吃过虱子，我感到万幸。
文/贠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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