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给了我一张面值十元的钱，这在今天实在不算什么，然而在一个劳动力干一天才有两角捌分钱收入的年代，它绝对属于一张大票子。
得到了一张大票子，喜悦之情尽情显露，然而怎样使用这张大票子却成了大问题。在此之前的好多个赶集日，我站在村外的枫树下，苦苦地等候着母亲赶集归来，然后从她手里接过一丝希望：一颗水果糖或者一小截甘蔗，然而连续几个集日我的希望都落空了，母亲除了给我一个凄苦的笑，再也给不出什么，我对一颗水果糖或者一小截甘蔗的渴望之情，随着失望次数的增加而增加，因之幻化而成的梦在我脑海里萦绕，在给我虚幻甜蜜的同时给了我许多的忧伤。
当我拥有了一张大票子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抚摩它，约了两个小伙伴迫不及待地走向集市买甘蔗，以解多日来对甘蔗的相思之愁，让甜甜的汁液缓缓淌过心间继而成为人生美好的记忆。
冬天的太阳恹恹的，阳光里抖落出些微的寒意。街道上，两条瘦狗为争夺一小块骨头在泥地里互相撕咬，转眼之间，它们的身上沾满了稀泥。街道两面站着几个人，他们把双手拢在袖子里，冷漠地望着天空。
灰蒙蒙的天空，一团白云不合时宜地缓慢淌过。我们在街道上找了一圈又一圈，没有看到甘蔗，当我正想到供销社买水果糖时，小刚说王老叔那里也许有，于是我们来到王老叔的铺子前，看见铺子前竖立着两大捆甘蔗，我心中的忧伤随之而去甜蜜接踵而来。我走到铺子前说了句“买甘蔗”，把那张大票子递了过去。王老叔的眼睛陡然一亮，接过大票子摩挲起来，眸子里流露出贪婪的光芒。
他把大票子放在桌面上，用一把算盘压住，走出柜台，走到柜台外竖立的甘蔗旁，从中抽出一根，用禾镰麻利地削去外皮，砍成六截，递给我们说：“小孩子吃根甘蔗算什么，给，每人两截，拿去吃得了，”然后走进柜台去摩挲那张大票子，眸子里再一次流露出贪婪的光芒。
我接过甘蔗吃起来，甘甜的汁液在口腔里流动，舒服和惬意袭遍了全身。当长久的希望变成现实时，我以为幸福已经降临到我身上。看到我们吃完了甘蔗，王老叔笑眯眯地问“好吃妈？”我们说“好吃，”他问“还想吃吗？”我们当然还想吃，好长时间没有吃过了当然还想吃。王老叔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说：“你看这么粗这么长这么甜的甘蔗，才卖两角一根，很便宜的，”劝我们再买几根然后我们就买了五十根，每人扛一捆，走了五里山路，把甘蔗扛到了家里。
父亲看见我们扛回来三大捆甘蔗，上仰的粗眉毛立刻变成了剑锋，额上的皱纹立刻变成了大川河流，整个身子筛糠似地抖动起来，然而他到底没有打我骂我，只是用颤抖的手从一个小布袋里掏出一撮旱烟丝，把旱烟丝填进烟嘴里，拿烟斗朝火灰里一舀，大口大口地吸起来;母亲则不同，当她看见我们扛回来三大捆甘蔗时，愣了一下，捏在手里的锅铲跟着掉了下去，砸在她的脚背上。
母亲的眼泪跟着就来了——这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这个一有空闲就在自己的腿上撮麻线的家庭妇女，这个一辈子没有穿过几件新衣服却养大了九个儿女的好母亲，当她看到自己的儿子随意用掉一张大票子时，怎能不伤心？她的心因为我们扛回来的三大捆甘蔗而碎了。
看到母亲流泪，三哥劝她说：“妈，你不要哭，既然我给了他，就由他用吧！”二姐阴沉着脸骂我长了一个猪脑壳，做事不会用脑子，说你买贵了被人骗了都不晓得，然后跟我说家里是如何艰难，教育我应当学会勤劳、应当学会节俭、应当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总之大道理讲了一背篼，小道理讲了几箩筐。
吃过晚饭，父亲叫母亲“把甘蔗收好，一根也不准吃”，然后拎着一把锄头走出了家门。第二天早晨，父亲把一家人叫到河边，在河滩开出一大片地，把甘蔗种了下去，然后在地头建了个小棚子，吩咐我们好好看守。由于管理得当，地里有机肥多，甘蔗长势很好，丰收在望，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分享丰收的喜悦时，一位领导来到我家里说私种甘蔗“不合政策，”把甘蔗划归了集体，补助了我家二十块钱。
改革开放后，我家大种甘蔗，获得了很好的效益。一张大票子导致了愚蠢举动的发生，愚蠢举动的结果是获得了很好的效益，愚蠢的举动往往能预示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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