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三年狂人似乎与钱结下了深仇大恨，你越觉得需要用钱，钱就是不搭你的査。小学毕业，由于本乡初中被撤销，我们与二十几个同学只能投靠两当叁中，结果仅有六人被录取。但上学成了大麻烦：它坐落在西坡镇，距我家越25公里，但那时候没有班车，十三四岁的我们必须自带行李，徒步上学，家里为我准备了被褥但再也扯不起褥单了。
开学第一天，揣着十元钱背着铺盖卷去报名，班主任是一位来自石家庄的语文老师，他给我们每人代购了一本1.1元的《新华字典》。（现在看来真的很有必要）我们觉得难以承受，李卫民同学问：“咋这么贵？”李老师：“定价一元一，大概字典本身值一元，这个塑料皮值一毛吧。”我们仨异口同声地问：“我们不要塑料皮行吗？”李老师半天也没回答啥。
学校办有自助食堂，学生每交一百斤面就附加清油一斤和一元加工费。吃菜每天最少一毛五。贫富区别在中午，交了白面的凭票领白馒头，交了粗粮的凭票领玉米烝糕；有钱的同学可以吃一毛五，两毛甚至三毛不同档次的热菜，困难的孩子最好选一毛钱的粉条，土豆丝和萝卜黄瓜之类的凉菜。当然还是有许多包括我在内同学中午只吃玉米烝糕喝开水，因为每暖壶开水只要二分钱。我好感激那所学校的食堂啊，他让我们幸福地度过了两年初中生活，比起五年级捡柴做饭，那简直是天堂。虽然同学中干部子女，职工后代很多，但我们并没有感到自卑，首先是他们很友好，个别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为借口想欺负我们的傻孩子，往往会招致另一部分工人子弟的拳打脚踢。其次要感谢那位李老师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耐心的教育和指导，还有那个脾气暴躁的后勤主任冯三星来时，他是绝对不允许有学生互相歧视存在的。当年的工人子弟包揽了所有班级用品的购置，还发扬风格自愿放弃助学金，使我们农村孩子多了一份希望和温暖。我本人为了上学，就常常周六回家，周日上午上山割竹子，挖药材，拾核桃毛栗子，是哪里的大山给了我无穷的乐趣和上学的后盾。可惜，这些我们可爱的同学由于厂子搬迁或解散，早已各奔东西，不可能在聚在一起了。不要书皮的李卫民后来从政，他哥哥李卫国就在那所学校任教。
初三那年我们全家结束了流浪生活回到了阔别11年的故乡，这在精神上是一种莫大的慰藉，可对我而言，其实又掉进了地狱。通渭本来穷，三北居榜首。寺子中学没有大灶，也不象两当山区随处可以拾干柴拔野菜，人们经常为一捧树叶或几把青草闹个水火不容。每周上学必须从家里带面带柴火，然后再一个大敞篷下埋锅造饭，为了下课后第一时间抢到理想的灶位。每天第四节课基本不听，一般是头抬高，眼睛看着黑板，手在课桌箱里切洋芋，和面，洗手。那是不可能比穿比零花钱，最大的奢望是有个煤油炉子做饭，一个普通煤油炉10元，贵死老。一想起开学那天老父亲为缺7元钱跑了一天的情景，就啥也不想了。满屋子煤油味，熏得馍馍不能吃，那是后话。
更大的威胁还在于通渭有山没树，有河没水，再也不能勤工俭学，我不得不去二舅家揩油拿面和馍馍。好在我遇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二个好老师景维国。他是一位体育老师，但作为班主任是我们的荣幸，至今提起他，大家都交口陈赞，首先是他善良给了我们最大的关怀和帮助，再就是他从不说教，求真务实不图虚名，言传身教，班会也是讲一些现实中最新鲜的成才榜样。靖天公路土方工程施工，那是我记得的唯一可以就地挣钱的机会，假期通过养路工介绍，打短工，工资不错，每天两元，我干了大概二十天。
由于狂人得经历越来越心酸，所以很难下决心再回顾一遍，所以这个自述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有勇气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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