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除夕了。记忆中的除夕，几乎都是和家人一起过的，年少时和父母、弟弟，婚后和夫君、儿子。但那一年的除夕，我没有在家。
那是高一上学期的最后一个多月，我们开始了学农劳动。农场就建在郊区的一个生产队里，离家不远，大约二十几里地。学农和学工、学医不同，可以离家过集体生活，大家别提有多兴奋了，天天晚上那个疯啊。有一天，突然停电了，正在大通铺疯跑的我，一下子撞到了高低床的柱子上，柱子上有一个伸出2公分左右的钉子，是用来挂书包的，戳到了我的右眉骨上，黑灯瞎火中一摸感到流血了。好在撞上的力量不大，位置也是不幸中的万幸，至今我那眉毛上还有一小丁点不毛之地。
转眼春节快到了，老师和同学们都要回去，但农场得有人看守，因为还有几头猪。
我不是积极分子，更不是班委，只是8个小组长中的一个，我说过，曾被通报批评，高二才勉强入团。当老师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留守时，我却答应了。常常是这样，争先恐后的事我不去，没人干的，没准我愿意。
后来，我的同座大双同学屁颠屁颠地跑来告诉我，她也留下来了。得知将与我在一起度过一周，大双非常高兴，因为她喜欢和我在一起，但她的学习不好，也没有什么爱好特长，无法进入我当时的那个三人小圈子。出身于草根家庭的大双，泼辣，仗义，很能干。
和我们同时留守的还有两位男生，当得知其中一位是詹同学时，心里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因为在这之前，我和詹同学吵过架，至今不说话，见面当真空。但我知道，他是在知道我留守的情况下答应的。
在我们高二（四）班，他和我一组，我坐第四排，他第五排。吵架的起因，是他的死党蔡同学和我的死党齐同学不知为何吵架了，我们都义无反顾地去帮自己的死党。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二对二地骂开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割猪草，喂猪，打扫猪圈，给菜地上猪粪，当然还要自己做饭。武汉的冬天非常寒冷，郊外更是如此，我的手和耳朵都生了冻疮。开始，我和詹同学仍不说话，有什么事都是大双和那个男生去传，更避免和他单独相处。
一天，我正在厨房里用铡刀把猪草斩碎，我感觉有人进了厨房，因为没有和我打招呼，所以一定是他，而且从脚步声中判断他并没有离开，也没有走动。我有些紧张，脊梁骨发麻，感到背后正站着一个人，甚至能听到他的呼吸。
我立马站起来，走了出去。
第二天，我们讲话了，尽管有些不自然。
除夕要到了，因为离家里不远，他们托人带来了糍粑、花生、酥糖、麻糖（当时这几样要凭副食品券才能买到）和自家做的腊味、油炸的翻散猫耳朵等，生产队的干部也来看我们，还送了一只鸡。
那天，我们四人一起做饭，我和大双到地里摘菜，洗菜，我不会杀鸡，是大双杀的，见她麻利地把鸡脑袋往后一抓，拔去鸡脖子处的毛，一刀抹下去。那晚，我们做了红烧鸡、洪山菜苔炒腊肉、还有打了冬霜的青菜。就这样，四人青涩少年，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唯一遗憾的是没有酒。
然后，我们一边吃着零食，打着升级，
一年后，恢复了高考，我和詹同学都考上了大学，大双和那位男生当了工人。90年代中期，我们中学同学毕业后第一次聚会，我和大双都来了。詹同学没有来，那时他已和父母去了苏州，我们通了中学毕业后的唯一一次电话。遗憾的是，后来与詹同学、大双和那位男生都没有再联系了，不知他们可好？
在这个除夕的前夜，想起你们，想起我平生第一次离家和你们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你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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