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欢装老师架子的要算那位音乐教师。音乐教师是一位女教师，年龄不大，二十几岁的样子吧。她长得非常俏丽，皮肤非常白，本来应该是挺让人喜欢的一个形象，可是，她总是怕学生调皮，一走进课堂就装得很严肃。她永远不开笑脸，一张白净而端正的脸上戴着两个镜片，不住地在我们的眼前晃来晃去，让我们心里发怵，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音乐教师开始发话了，她说：把作业和其他书籍都收起来，这节课轮到谁抬风琴呀？底下便是窸窸窣窣的收拾书籍和关桌板的声音，抬风琴的同学马上出发抬来了音乐教师的道具。这时，音乐老师还是一脸的严肃，我们在底下轻声地说：真是牛头马面啊，我们欠了你的呀！音乐教师吼了起来：吵什么吵，不准讲小话！音乐教师一激动，她的脸上便飞出了红晕，显得更加俏丽了，我们这些大男生便有点爱她了。
音乐教师有点真本事，她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琴，唱起歌来也是歌喉圆润，香甜入耳。她在讲台上教唱时，戴着眼镜的眼睛一直是正视前方，傲视全班的，就像看囚犯一样看着我们，手下弹出的曲子却如同行云流水。我们被她看得发毛，常常走调，音乐教师就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重来”，我们只好跟着重来。音乐教师喜欢训人，她训人的样子不下于我严厉的父亲。
对我来说，最害怕的就是每个学期的音乐考试，我既怕考乐理知识，更怕考唱歌。音乐教师考唱歌时，把我们一个个叫到她的办公室去单独唱。音乐教师叫上了我的名字，我就一人孤单单地走进她的办公室，站在她的风琴前，套着她的琴键撕开公鸭嗓子去嚎叫。嚎叫并不要紧，关键是老走调，唱不准调。我们往风琴前一站，既想看音乐教师漂亮而动人的脸，又要看她弹跳自如的纤纤细指，唱走调是稀松平常的事儿，音乐教师让你唱得山穷水尽，然后说“重来”，我们又只得回过头来。我真是恨透了她，却又十分害怕她。
体育教师姓乐，是一位快乐的白马王子。他很年轻，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与音乐教师相反，他总是挂一脸的笑，从不发脾气，同学们和他亲热起来，还和他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体育教师非常敬业，下雨天，就在礼堂教我们学武术，天晴的时候，就叫我们体育的基本功。他把课上得有声有色，上课前，先把同学集合起来点一个名，然后布置本节课的基本内容、提示训练要点与相关的安全知识，课上完了，又把大家集合起来，再点一次名，总结一下。体育教师做得非常刻板，却相当正规科学，乃至我现在以校长身份和老师们讲上课规程时，还免不了想起体育教师的课。体育教师的达标训练十分严格，他一丝不苟，谁也不放过，你若不会，他就手把手来教你，平时还来陪你锻炼。所以，我们在训练时，尽管像羊羔一样任他摆布，却是十分的乐意，一个小时间段完了也并不走开，拿了书本就在附近的树下站着看书，随时听着体育教师的召唤，因为，有些项目是需要反复测试的。
美术教师是一个小萝卜头，我从来就没有认真听过他一节课。我手笨脚笨脑子笨，写不出一手好字，也画不出一张好画，所以，我就非常讨厌他的美术课。但是，美术教师人小本事大，他那一手好看的仿宋字和那手画什么像什么的绘画技术以及他那不高不低的声音，不管学生、不知死人发火为何事的与世无争的态度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修炼真是到家了，我没有认真听过他一堂课，也没有做过一次作业，毕业的那年，我的美术成绩他给了我59分，让我吊在那里干着急。他的心如明镜一般，什么都照得出来。后来，我请了几个他喜欢的同学说项，他便笑着给我补了1分，让我顺利地毕了业，我山呼万岁！
我那时读的是两年制师范。我在湖滨师范读书两年，所学甚多，这两年生活，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期。在那两年里，我专心致志埋头读书，练习写作。这两年也是我诗思喷发的初始时期，也是我写诗最勤奋的时期。我是从两个方面用功读书的，一个是认真读学校规定的科目，一个是认真自修。学校所开课程，因为是中师性质，并不是很难，只是在高中的基础上深化了一点点，课堂上认真应付一下即可以解决问题。其余的大量时间，我全花在自修上面，我基本上读完了学校图书室的全部藏书。
关于怎样读书，我在师范也是走了弯路的。第一学期，我在课堂上是什么课也不愿意认真听，完全是由着自己的农民习惯去自由行事，以致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只考了五十几分。不及格就必须要补考，这等于说，我的奇耻大辱一直留在身上没有洗涤干净。从第二学期开始，我将自己的学习做了一个调整，数理化三门课程我都一直在认真听讲，课后又积极去消化，成绩也一直较好。此后的数学成绩，每次考试都在90分以上。理化两门课程学得差一点，但是，再也未补过考了。自修方面，我的涉猎甚广，文史哲各类书籍都看，学校图书室管理员是我们黄沙河的人，她见我爱读书便对我十分关心和优待，别人一次只能借两本，我一次可以借十本；别人寒暑假不能借书回家，我则可以借二三十本回家；别人只能在外面翻阅借阅卡借书，我则可以入室借阅。书籍使我开了眼界，也陶冶了我的情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我的品行和习惯，更增强了我那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天性。我一边读书，一边学习写作，学过作诗填词，学过写散文随笔，学过写小说，但是，都不成功。我对自己写作比较满意的，恐怕是诗词中那些自以为写得比较好的东西。
在师范读书两年，我的清贫生活一如昨日。由于不善言辞，不善交结，我的助学金评得最低，每月两元，一个学期才有十元钱。每个学期的开销，就是一支牙膏，两块肥皂，还有就是剃两次头花六毛钱，其余就不花一分钱了。如果外校有人来看我，就得花一点钱来招待他们了。家里那时候仍然是穷，我第一学期上学大约是带了二十多元钱，那是家里请客时别人送的礼金。后来，每逢开学或者是回家探亲，家里顶多是给五元，一般是两元，有时也只给三五毛。有一次，母亲实在是没办法借到钱了，我只得空手回校。真是两袖清风，一双空手来去。乘火车时，我老是和乘务员打游击，每个学期，除了买一次来回的半票外，就从没有花过一分钱买车票，我把能够积余的钱用来买书，所以，我在学校活得就像一个叫花子。看现在我花钱如淌水，心里总是惭愧的，我在忘本啊！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方晓农先生。方先生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也是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他也是一个苦命的人，没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少年时期嚼烂过几本经史子集，比如《诗经》《楚辞》等等。由于肯用功和悟性高，他通过自学获得了极为渊博的学识。方先生年轻的时候即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几岁的时候，在全国性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了一个右派，于是，他就失去了教书的资格，被发配到老家去劳动改造，妻室儿女也一同跟他去受苦。不久，他的妻子去世了，方先生既做父亲也做母亲带着他的儿女修理地球。他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做了二十年农民，直到邓小平重出江湖才获得解放。改正右派后，方先生重新走上教坛，再执教鞭，先是在高中教了两年，后来出任师范教席。这时，方先生已经六十有二了，但是，老先生精神矍铄，浑身是劲，为了新王朝而甘效犬马之劳，并且有为新王朝献身的思想。方先生和我们这届同学是一同踏进师范学校大门的，我们在这里相识、相知和碰撞。
方先生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要教我们两年，要给我们当两年的班主任。他要求我们在两年中背一百篇文言文，每个学期是二十五篇的样子。方先生刚宣布完这个规定，我们班上就开始骚动，那些年龄小的连连咋舌，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简直就是目瞪口呆了。方先生上课的时候，放着师范的正规课本不讲，却搬来了他看好的《古文观止》。先头教我们时，还选一些短的、容易的文章，如《小石潭记》之类的，这些散文容易记也容易背，同学们也都踊跃地去背，尽管我们这些年纪稍大的学生天天磨蹭，被他追着逼帐，但是毕竟只是落后了一点，总算是完成了任务。后来，老先生加码了，教材也不拘泥于《古文观止》了，几乎天天换。他先抄在黑板上，我们跟着抄在自己的本子上，然后是先生的串讲，再然后就是我们的读和背。有《长恨歌》《琵琶行》《离骚》《孔雀东南飞》，以至于《史记》中的《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天哪，背这些长篇诗文简直就是要了我们的命，特别是像我这样从没有受过学校严格训练的学生，真有点难受。老先生早中晚都到教室里来守着我们，督促我们。老先生从不请人代劳，无论何人都得在他的手下过关，他亲自把关，别人就打不了马虎眼。过了关，他就给你记上一笔，没有过关的，老先生就像催命鬼一样向你索要。对于像我一样的大龄青年，老先生略作宽大，一篇长文或者一首长诗，他允许我们分次背完。我的《离骚》《孔雀东南飞》《项羽本纪》就是这样背下来的，轮到背《李将军列传》，我就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反抗和摆脱方先生的思想逐渐清晰起来。
方先生一边强制我们背那么多的长篇古文，一边强制我们学画画。
他爱好书法和绘画，能画一手好画，特别是画竹，又快又好，简直是神像。第一学期的头两个月，方先生是早读和晚自习都到教室里来督促我们背古文，午间和晚饭后一段自由时间，他就守在教室里，命令我们跟着他学画画。这时，方先生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给我们画出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他画画的速度极快，只需三五分钟，就能画好一幅画。可是，我们就甭想休息了。他在黑板上画好之后，就在教室里穿行，督促你跟着画。起初，同学们的兴趣也是很高的，觉得遇上这样多才多艺的老师也是三生有幸。一段时间后，同学们的热情也就逐渐冷下去，以至于弄得方先生灰溜溜的。他不无叹息地说：我也是为你们好啊，怎么不多长点本事呢？艺多不占身啊！
另外，方先生还像劳改队里的长官一样，督促我们去劳动改造。
方先生自己很爱劳动，也很会劳动。那时，学校里办了一个农场，农场占地很大，并且土地非常肥沃。我不知农场配了多少工人，总之，是养了一群懒人。他们不太做事，许多事情都放在那里等着学生们去做。第一次去农场劳动是挖茴，我的天哪，我在农村挖过十几年茴，却从没有挖过他们这里难挖的茴。这里的土地板结得像石板一样，到处是开了圻的土块，挖出来的茴只有狗卵子那样大。一个班的学生加上班主任共五十个人堆在一块茴地里弄一午，也不如我在生产队两个人在同一时间内的劳动成果。老先生一点都不会组织和管理生产，同学们堆在一块地里吃大锅饭，没有任务，没有进度，干多干少就是一笔糊涂账。我们一到劳动工地就磨洋工，心里就埋怨。我们都是农村来的孩子，什么事情没做过，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大龄青年，早就是生产队里的顶梁柱，还需要学农吗？
方先生装得很积极，他带的我们班比别的班的劳动次数要多，劳动的功效要高，他便受到学校的表彰。这样一来，他就更加卖劲了，便去接受更多的任务。没事做的时候，还主动找学校出点子，学校一经批准，他就带着我们去完成新的任务。比如去采石场采石抬石，比如开荒种菜，改善学校伙食等等。方先生这样子充积极，班里的学生怨气冲天，只是谁都不吱声，跟着他混日子。最苦的还是他老先生自己，没有人担茴担大粪，他只能自己去担。苦的重的累的好像就是他包下来的似的。六十几的老人能有这股劲这种精神的确是不容易的。现在回想起那一幕幕，做学生的只有汗颜的份。
方先生学识渊博，教学水平却是非常平庸的，举两例说明。
一是他轻视现代文，重视文言文教学。师范有一套规范的教材，教材以现代文为主。先生是不把这套书当数的，他自行其是，专拣古籍中的名家名篇来教我们。如果是教现代文，他一堂课可讲两三篇课文，认为现代文无内容可讲。讲起古文来却是滔滔不绝，总是反复地讲，带着我们反复地吟读。第二个例子是教作文，他教作文时要板书一黑板的豪言壮语或者是壮美优美的词句，希望我们作文时将这些词句嵌进文章之中。简直跟小学三年级语文老师教起步作文一模一样，他们就是从“连词成句，连句成篇”学起的。
我是一匹难以驯驾的野马，经常跳槽，自然成了方先生眼中的坏学生，于是，将老先生从我们班赶走的暗流被我掀起来了。我在与我交好的大龄同学中间鼓动，通过他们又去鼓动其他的学生，而且，我自己也带起了头。我的主要做法就是不听他的课，不做他布置的作业和其他的工作任务，也不去背书了，在作文中有意无意地嘲弄讽刺他，弄得他难堪。方先生也写很长的评语来嘲讽和批评我，这样的唇枪舌剑战了几个回合。最后一次，我写了一篇梦游文章，将他比作一株老朽的刺树，咒诅他被夏天的霹雳炸死了。这真是气昏了老先生，他非常注意我的动向，我上午交过作文，他在中午就挑出来看了，下午就报告给了学校当局。此后一个月，学校当局每个星期要找我谈话几次，叫我承认是骂了方先生，认一个错。我就来了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死活都不承认。反正那是一个虚拟的故事，故事里面的人物全是虚拟的，谁也用不着对号入座。校方对我的顽固态度也没有办法，吓唬也不顶用，这个案子只好不了了之。我那时如果被校方诱供成功，肯定是要遭到开除的。校方诱供失败，就不能对我怎么样。他们是明确地败下阵来，方老学生失算了，从此，他就一蹶不振，师生二人相见形同路人。这次事件对老先生的打击恐怕只亚于一九五七年划右。随后，方先生的课就没几个人听了，大家并不缺席，只是上甲课做乙事。有一次上语文课，我数了一下，全班竟在习习春风中睡死了二十五人，还有二人拿着张大报纸在手上公然摊开着看。
第二学期只教了我们一半的时间，方先生便告别了我们班去另一个班上执教，我们则换来了第二任语文老师任国平先生。自此，我们获得了自由，也获得了发展。
现在想起这件事情来，我仍然是愧疚万分的。方先生的心肠不坏，知识也渊博，他的确是为我们好，顶多是他不懂学生管理罢了。他把带师范学生混同于带小学生，又约束得极为严格，我何以把他放到一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去呢？我并不是害怕背书，顶多是不愿意他过严地管束我。方先生离开我们后，那年，我在三合中学实习，一个月中利用业余时间背下了一本《孙子兵法》。后来，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两年中，我就利用上班路上的机会，背会了两本诗集，一本是《唐诗三百首》，一本是《千家诗》。师范毕业后，我一直没见过方先生的面，也不知他还在不在人世！但是，他对我的教诲，我一直未能忘记。他在我的作文后面，在我的成绩鉴定表上所写的评语，我一直当警钟保留并时时敲响。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执弟子礼去拜见老先生，求得他的宽恕。
两年的师范生活一结束，我就踏上了教席。以后，总想找个机会再去读书，特别是想去圆那个囿结于心的大学梦，也总觉得自己的性格习惯与学校的管理格格不入，就一直没有争取机会。前两年，我去教育学院参加中学校长的培训，更看不惯那里的教师，年纪大的平庸自满，年纪轻的又盛气凌人。更听不惯那里的课，他们只知道照书念经或像农村支部书记作报告“这里”“那里”“嘿，啧啧”，没一个老师具有演说的天才，根本就不如我的师范老师教出来的课。培训两个月，我实际在校的时间是三十五天。但是，我自修了一全套学校管理的书籍，对于如何当好中学校长，怎样管理好一所规模较大的农村中学，那次培训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我的读书经历是如此的简单，总结年限为七年半。只受过并不完全正规的中等教育，个中甘苦，只有自己心中才能体会。现在写出来，无非是告诫后人，要珍惜学校读书这段黄金时间，也别像我那样的目无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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