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就是乡村,冬天里的主色调就是枯黄,能体现生机的是村口拴着的几头牛偶而叫几声,再有就是家家房顶冒出的炊烟。人就是这么怪,越是在这荒凉感中,越能寻找到思想中隐藏的生活热情,酸菜炖肉、烧酒、热炕、大碗红茶,和窗外凛冽的寒风形成鲜明的对比,尽情感受深冬里那份难得的温暖与享和。
而在我的记忆中,冬天还有另外一个色彩,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
小时候生长在一个北方偏远的小乡村,那里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晚,我是九岁上的学。几个自然村之间建起一个简陋的小学校,孩子们都步行上下学,我在那里读到小学五年级。 三十多年过去了,很多记忆都模糊了,但冬天的印象尤为深刻,教室的寒冷,没有午餐的饥饿,是所有孩子都要面对的。每天就是渴盼放学的钟声,钟声一响,所有教室的门都打开了,孩子们一鼓脑地涌了出来,一簇一簇地奔回各个村子,尽管总人数没有现在学校的多,但在那个寂莫而偏远的地方,人群的集中程度和热闹景象也颇为壮观。
在这密集的人群队伍之外,总有一个红色的小身影独立奔跑。
是我班的一个小女孩,大概四、五年级的时候坐在我的前座。她家远离所有的村子,但离学校很近,孤单单的两间茅草屋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每天上学下学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往,并没有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只是整个冬天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
那时教室取暖靠一个大炉子。在教室中间用土坯砌成灶台状,然后将一口大锅倒扣在上面,底下烧玉米秸,通过炉筒子排烟。
全班二十几个同学轮流值班烧火,从教室外西北角的柴禾垛上抱几捆玉米秸一烧一整天。有一次轮到这个小女孩值班,记得那天风很大,小女孩自己出去抱柴禾,进门的时候被风吹的站不稳,玉米秸滑落一地,也许是我座位离她近的缘故吧,我不由自主地过去帮她捡起拿进来,又帮她把火生起来。 很简单的一件事,不会引起谁的注意,但我能感觉到,她是那么瘦小,只不过外面穿着那件红棉袄,鼓鼓囊囊的。从那时开始,一到她值班我都帮她,她也习以为常。
那时候都很贫困,买文具都要走上很远的路,记得我有一次没有橡皮了,一堂课朝她借了好几次,那是很大的一块橡皮,带着水果香的,班级里没有几个。下课的时候,她突然转身拿着她那块橡皮,放到我的书桌上,然后用铅笔刀一切两块,把那块大的给了我,我那时很感动,好像从那一刻起,我细细打量了她。 一头黄的发软的头发,扎起两个小抓髻,被风吹的发红的两个脸蛋上有着细微的皲裂,嘴角旁边还有吃过饭留下的脏道道,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占据了脸的大部。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小女孩的大眼睛可以那么具有穿透力。我看了那身红棉袄,厚厚的、软软的,是那种钮盘儿的,因为冬天一直穿着,前襟已经被刷的褪色快露棉花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以后,每天在班级的注意力总是向她身上集中,总想在她身上寻找更多的内容,尤其是每天放学后,我都注视她跑回家的背影,总是蹦蹦跳跳的,两个小发髻上下摆动。那段时间也能感受到她和我也很亲密,下课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出教室,做老师留下的课堂作业,互相辅导,偶尔相视的时候,还有些紧张。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新年前后的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逃课去溜冰,正玩的高兴,她不知怎么跑了过去,单独喊我的名字,让我回去上自习,那颐指气使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们几个慌忙跑回教室,小伙伴们不会理解我当时心里的异样感。
寒假前的最后一天刚好赶上我值班打扫教室,其他同学都走了,她却留下来在写作业,我问他为什么不走,她说她离家近,晚点走也可以。一直等我打扫完教室,她才收拾起书包和我一起走出教室,互相说了几句话后,她蹦蹦跳跳向那两间茅草房跑去,此刻我特别的注意她,冬日的太阳即将落山,在余晖映衬下,天、地以及那个茅草房越发显得枯黄,惟有这个红棉袄成了这苍凉背景下最亮眼的点缀。这一幕当时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在那个寒假里,我们家搬离了那个村子,我也不在那个学校上学了。那个年龄,本没有男女之间的情感,虽对她有些许的惦念,也很快就淡化了。但恰恰在第二年的冬天,和父亲回到那个村子赶事情,路经那个学校,我不自觉地向茅草房看了一眼,又发现了那个熟悉的红棉袄,在院子里拾掇一些什么之后,走进了房门。我当时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亲近感,真想过去打声招呼,可那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短暂的一瞥,加持了我的记忆,很久不能忘却。
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身影,若干年后,再经过那里的时候,原来的学校已经撤并了,熟悉的茅草房也不存在了,记忆又重新模糊了,直到印象全无。
几十年后,看了一部电影,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散文诗一样的故事情节让我荡气回肠,勾起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那里也有简陋的小学校,也有茅草屋,也有冬天的寒冷与荒凉,更有女主人公红红的棉袄奔跑在枯黄的背景里, 虽然是成人故事,但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而又那么久远,在心里定格的那一张照片像水墨画一样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自此,心中的那一抹红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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