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路费，没吃的，我们成了流浪汉 ”
九十年代的硬座车厢曾令我无比怀念，和如今人人争当低头族不同的是，那时候的车厢里满满的人情味和江湖气息。这并非手机的罪过，即便是手机功能并不完善的世纪初，乘客们也习惯了冷漠，我们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习惯封闭自己。
我观察了一下，车厢里几乎都是打工族，有去广西的，去广东的，还有去海南的。看着几个农民工聊的正嗨，我走到一旁，当起了忠实听众。
这种氛围的聊天也有学问，要么你就特别能聊，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要么你就当好听众，配合好讲演者的节奏。
那四个农民工应该是一个村的，他们是第一次出远门，目的地是广州。好像是跟着村里的熟人进什么厂，最让我羡慕的是，他们都有座位。
终于聊到我熟悉的话题了（忘了具体是什么话题了）我把自己从听众升级为演讲者，小嘴叭叭地一通忽悠，从国内聊到国外，从解放前聊到解放后，一直聊到了改革开放。听我聊天的人，也从在座的四人，扩散到周围几排座位的乘客。
“兄弟，你懂得真多！”那位三十来岁的农民工大哥恭维道。
“这么说吧，除了种庄稼的事儿我不懂，别的我都懂点。”我一点也不谦虚地收下了一群崇拜的眼神。
其实我聊的都是书上或者电视上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在热天里乘凉时，听厂里那几个“侃神”胡吹乱侃的，从小我就喜欢参加这样的神聊。
“别站着了，来坐会儿！”说着，几人给我让座，最年轻的那位农民工兄弟坐在椅子靠背上，为我腾出了一个位置。
火车上的餐车盒饭卖的太贵，一个盒饭需要五块钱，车里的人实在太多，餐车只出来一趟。乘客多数都是自带饮食，别给我提方便面，那是奢侈品，再说也没有开水泡面。条件好一点的也就带点面包蛋糕和水果，不济一些的，带着馒头，咸菜之类的充饥。
除此之外，小商小贩倒是不少，沿途的小站，时而挤上来一些本地商贩，青壮年，老太太，大媳妇，还有小孩。他们挎着大篮子，在车厢里大声吆喝着：
“盒饭，盒饭，尖椒肉丝盒饭，三元了！”
“新鲜的卤猪蹄，十五一个，二十五买俩！”
“鸡大腿，秘制鸡大腿，八元一个，十五块钱俩！”
鸡大腿和猪蹄油光闪亮，远远闻着还挺香，看得我喉头蠕动，唾沫一口一口地往下咽，至于是否是瘟猪或者病鸡肉，那时候的人也不挑。
年纪稍大的农民工询问着伙伴们饿不饿，说着，他开始掏钱准备买盒饭。在老家时，我听黄艳说起过车上的食品价格，她说一个盒饭才一块多钱，于是开口劝阻道：
“大哥，别着急，一会儿能更便宜！”听了我这个“能人”的话，他犹豫着把钱放回了衣兜。
果然，快到下一个小站时，所有的商品都便宜了，盒饭降到了一块五，猪蹄儿从十五降到十块，八块，最后十块钱能买俩......
农民工大哥买了五个盒饭，他们一人 一盒，然后很客气地请我也吃一盒。
吴松一直傻傻地站在我们的座位旁卖呆，我拿起盒饭递给他“你先吃，给我留点就行！”
农民工大哥果然好客，他又买了一盒递到我手里。
两个盒饭三块钱，钱不多，但农民收入很低，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恩惠了。那个年代的农民工，淳朴得令人感动。
查票的时候，有乘警跟随，两头堵截，车厢里开始慌乱起来，有往厕所里躲的，也有往座位下面钻的，我自巍然不动。接待我报警的那个乘警也在，没有过多追问我和吴松，便轻松过关。只是他看见我在座位上聊的不亦乐乎，没有一点点身为失主的沮丧模样，他看向我的眼神多了一丝疑惑。
后面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绿皮车摇摇晃晃，用了接近一天的时间才到达贵阳，到贵阳时已经傍晚。
贵阳下车后，我们需要转乘开往湛江的列车。此时距离开车还有两三个小时，我领着吴松在车站外转了一圈，找到了车站的BUG，在距离车站几百米外有个围栏，我们可以从那里翻进车站，然后再混上火车。
吴松说他饿了，其实我也饿了，我们一整天只吃了一顿盒饭。我的身上还有三块钱，这点钱只够吃两碗面条。
我俩在车站外找到一家桂林米粉店，米饭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玩意儿，我想尝尝鲜。于是，一块五一碗的米粉我俩一人一碗，这下彻底身无分文了。
车站的米粉很难吃，味蕾想拒绝，肚子却容不得我挑食，强忍着嘴里的不适感我和吴松一边吃着一边商量着接下来的问题。
没路费，没吃的，也没有钱，举目无亲，我们终于成了流浪汉。 （今日三更，一次看爽，周末不更新，要带孩子出去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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