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节假日或者老父老母生日，我都会挤时间回江北老家看一看父母。工作再忙，我也隔三差五的向他们打电话，问候一下，看老人家身体是否安康。
近几年，母亲年迈多病，患有眩晕症、慢性胃病、肾囊肿等。这些病一复发母亲便疼痛难忍，我得知消息，就把她接进城来，让她在人民医院治疗一段时间，看到她痛苦的样子，我心里煎熬难受。母亲积劳成疾，为做儿女的我们付出太多。
俗话说：“儿多母苦。”父母把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拉扯大不容易。母亲自从加入我们这个家族后，她的人生就成了苦痛的人生。
母亲读过高小，会说会算，但做家务本不是她的强项，因为在娘家，她是幺姑，所有家务都被我舅妈、姨妈、大表姐做完了。母亲嫁到姚府后，为了成为孝媳妇，开始学做家务。父亲在同辈中也排行老幺，基本上没有做家务的习惯，加上祖母年事已高，因此，家务基本上落在了母亲一人身上。
安置一大家人的茶饭真不简单。如果仅仅是做这家务，那是在享天大的清福，但母亲还要和生产队其他社员一样去田里干农活，在娘家没有干过农活的母亲，中午、傍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时，还得为我们做饭。
母亲很聪明，那些农活一学便会。后来，生产队的同志们知道她有点文化，要她当妇女队长和记工员。她身兼两职，不仅没有待遇而且还要起带头作用，干什么事都要抢在别人前面——母亲每每早晨多煮点饭，中午回家好炒现饭吃或吃点冷饭，这样可以抢点时间。
两年后的一天，母亲病倒在田里，赤脚医生诊断为：体力透支，营养不足，导致严重贫血。母亲在大队卫生所打了几针，第二天照样到田里干活去了。
1963年农历7月初10，母亲生下我刚满一个月，因坐月子生活开得太差，奶水不十分足，想到离家八里开外的江陵县普济镇集市称两斤肉，顺便买一个筲箕回来。去时容易回时难。返回途中，骄阳当空，母亲一手拿着筲箕，一手提着两斤肉。“好汉难提四两走千里”，走了几里路，母亲大汉淋漓，口渴心闷，头昏眼花，两脚像灌了铅似的抬不起来了，晕倒在周家湾（普济镇的一个村庄）的一农户的屋檐下，那家的老奶奶用凉水把我母亲灌醒。
母亲首先想到的是睡在摇窝里3个小时还没吃奶的孩子，因此嚎啕大哭。那位奶奶拦住了一辆拖粮的驴车，向师傅说好话，把我母亲带一段路，运粮师傅把我母亲送到了荆江大堤上。大堤离我家只有一里多路，但母亲还是走不动，只得将肉放在筲箕里，托着筲箕在地上爬，用尽了全身力气，过路好心人背着我母亲把她送回了家。
母亲给我喂完奶后，卧床不起，茶饭不思，被送进了大垸公社医院，但半个月的治疗仍不见疗效。外祖母和舅爷把母亲和我接回了她娘家，又把她送进县人民医院，找最好的医生治疗，母亲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才出院。
外祖母把母亲强留在娘家调养了一个多月后，才把母亲和我送了回来。母亲告诉过我，在她的一生中，这是她患的第一场大病。
母亲患第二场大病，是在她生我五弟刚满月不久的一天。她从生产队干活收工回家，没歇息半刻，就去洗衣服、晾腌菜，突感身体不适，赤脚医生误诊，导致急性脑膜炎，差点命丧黄泉。后幸被一位军医钱大夫所救。
后来，母亲大病没患，小病不断。直到71岁时，母亲患了第三场大病。胆结石痛得无法忍受，不得不将胆摘除。但手术后到现在，身体还没真正康复。
身体所受的痛苦，可用药物控制或缓解，但心灵上的痛苦只能用时间流水去慢慢洗涤而冲淡。
我一岁时，大垸公社供销社下乡招录有文化的女会计，供销社领导登门交给了我母亲一张录用档案表。母亲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她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到了，按政策三个小孩跟母亲一起走，可以解决粮油户口，搬到街上去住，脱离贫困的农村。父亲回家后，将表撕得粉碎，还将供销社领导骂了一顿。母亲的美梦破灭了，在精神上受到了一次较大的打击。后来母亲还是理解了父亲，父亲怕这个家庭因此而不稳固。
从此，母亲认命了，但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像她一样一辈子在贫困的农村过着苦日子，因此，想尽一切办法支持她的子女读书。18岁的大哥去学木工时，二哥16岁，我14岁，我们一家还有9口人吃饭，由于家大口阔，父亲要二哥和我放弃学业，修补地球。母亲和父亲经过几次激烈斗争，父亲最后作出决定，我和二哥之间只能留下一个读书，母亲十分痛苦的让二哥中途辍学。
我每次放月假回家拿走一二十元生活费后，父亲就会与母亲吵一次架，说不该让我读书。起先母亲每每为我积攒的零用钱总是藏不住的，被父亲拿去打油、打酒、买烟或作其他开支，母亲为此伤透了脑筋，不得不想出更绝的办法——将鸡子下的蛋慢慢集起来，兑成钱；时时背着父亲，将几斤米换成钱，再将这些钱塞进挂蚊帐的竹篙中，父亲再也找不着了。母亲用这一办法，这番苦心，保证了我读书时的最低生活费用。
今年上巳节，我回故里挂清明，看到母亲体弱气虚的身体状况，心里十分难过。她把埋藏了几十年的心病向我道明。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因为她认为她好心办过一件错事——文革期间，为感谢钱大夫的救命之恩，给他送去几斤苕，革委会领导却以“收取病人钱物”的罪名对他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批斗，导致了他身受重伤，不治而亡的悲剧发生。我忙宽慰母亲，那不是她的错，而是历史的错误，但母亲还是摇了摇头。
中秋节前两天，我回老家看母亲，告诉她，我记住了她与钱大夫的故事，并为钱大夫写了一些纪念性文字，母亲紧锁的眉宇似乎放松了一些。
母亲的病苦是她对子女们忘我奉献后的代价，子女们应该用孝心好好报答这份母爱啊！我遗憾我不能像古人子路那样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也不能像今人陈立强那样30年独身侍母；我努力从繁忙的工作生活中挤一点时间，常回老家看看，多陪陪母亲；我希望时间飞逝，快点退休，早日回到母亲身边，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侍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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