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间初次见面时，总会从特殊的长相中看出我少数民族的身份，并偶尔附上一两句“长得帅”这类的称赞，父亲是汉族，“异族”血统来自母系，但母亲外表上看又缺乏特征，归根到底，是隔代表现的功劳。
外婆是纯正的彝族，一头发丝粗，颜色深的卷发，皮肤是天然的黑里透红，不用太阳晒，生下来就那样，在紫外线强烈的云贵高原，这似乎是健康的象征，也是崇拜太阳的彝族人最好的标记。淡紫色的厚嘴唇张开便会暴露两排参差不齐的长城，年久失修的墙体或镶银或任由破溃。
笑起来时，上排飞起的牙齿格外突出，容易联想到猫科动物血盆大口里的尖锐獠牙。她特别爱笑，老是把缺陷一览无遗地展示，但这些细节似乎只有我会注意到，人们从不嫌弃，反觉她真诚，和蔼。外婆生得两个大耳垂，上面钉着同样“大”的银质圆耳环，走起路来晃晃荡荡，配合着脖子上挂着的繁多装饰，走到哪都是“珠光宝气”。她身材较一般女性高大，也更健壮，是早年劳动留下的革命本钱。
老有人说我家是“医生世家”，只因为父母同为医生，而我步后尘学了这个专业，太过牵强。真要划归某“世家”倒觉得“教师世家”更为贴切。外婆年轻时在山区的寨子里教书，兢兢业业，一度做到校长，在当地可算得上“桃李满园”，认识她是“孙老师”，却不知道真名，时间久了，就成了众人的“孙老师”。
孙老师教音乐，开嗓时总能想到百灵鸟在林间穿梭的景象，轻灵，婉转，又带着浓浓的异域味道，很幸运我遗传了一副好嗓门。她的大女儿接过棒子，继续在山里教书。姨妈会说彝话，哈尼话，汉话，对于英语都无法熟练掌握的我，实在惭愧。而现在，孙老师的孙子又准备拾起教鞭，走上讲台，去传播知识，挥洒青春，所以我们骨子里流的其实是“诲人不倦”，而不是“救死扶伤”的血。
幼年时因为父母忙于工作，我的生活全由孙老师照料。她做的饭菜并不美味，第一道菜用很多的油浸，又把剩的油回收做下一道，越到后来菜品越不成样，混着各种味道，也让我对油蒙上了阴影。孙老师没有什么成名绝“菜”，我唯独钟爱她做的米线，一大碗米线中狠狠地放些酱油，没有其他佐料，就算完成啦，别人难以下咽，我却吃得津津有味。
孙老师家住在老城的一栋大宅子，沿着狭窄的土路前进，跨过很多臭味扑鼻的阴沟，路的尽头才是目的地。推开红色的木门，倏然发现背后别有洞天，宽敞的天井，独立的厕所和厨房，两层的居室，屋后还有鸡圈，曾让我一度错误地认为她家很富裕。孙老师喜欢种花，她很善于利用空间，天井里全是各种花卉，那时我鼻子不好，闻不到多少芬芳，但蜂狂蝶乱的热闹和耀眼的色彩至今会浮现在脑海里。
小学语文课习得“鸟语花香”一词时第一时间冠给了这个小院。花是孙老师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她住在哪里总要有花的陪伴，我曾觉得人的前世今生存在联系，或许孙老师上辈子就是个花匠，但后来发现似乎每位老人都有种花的天赋，细细想来才知道，花其实仅仅是精神寄托，子孙绕膝时，他们的精力全放在我们身上，雏鸟长大了，挣脱怀抱时，只能把多余的精力和无谓的念想放在植物或动物上以寻求解脱。
我对孙老师很“残忍”，由于家庭的原因，初中后我们就少有见面，她渴望见到一手带大的小孙子，我却找各种理由推脱，以致很多假期仅有“一面之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在衰老，变得絮絮叨叨，耳朵也不那么灵光，老是弄出一些笑话。
当我们就地取材开涮时，她只是在一旁微笑地听着，听到自己干的蠢事时也会忍不住咧开嘴，露出飞着的牙齿。每次回家她都会给些零花钱，我会毫不客气地收下，收着收着，突然觉得包里的钱竟是那样沉重，那不是单纯的人民币，是沉甸甸的慈爱啊，而我每次回馈的只有冷冰冰的不耐烦。
就像树上挂着的果子，人会在一夜间成熟，此番国庆假期恰遇重阳，我给孙老师送了一盆花，她乐呵得逢人就讲“这是我小孙子送的，菊花是‘大吉大利’的意思。”当时有种想哭的冲动，为什么这盆花送去的如此晚？之前都干什么去啦！
我一直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在对待挚爱的亲人上，表现得却是非一般的刻薄和无情。孙老师也许清楚了解一切，但从不抱怨，她只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照顾好那几盆花。我也继承了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不论外面狂风暴雨，只愿内心的世界阳光明媚。
这篇文章算是一次救赎，不知还能与孙老师相见多少次，之前不珍惜，但现在会视为珍宝。她是赋予我快乐童年的恩人，是时刻记挂我幸福的长辈。惟愿她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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