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时起，每天夜里我家的纺车都在嗡嗡地响着，我就是在纺车的嗡嗡声中长大的。每当深夜我从梦中醒来，总会看见母亲盘腿坐在纺车前，在一盏豆大的煤油灯光映照下，右手搅动着纺轮，左手牵动着棉线上下舞动，纺锭上的线穗儿随之不断胀大，纺车前的竹筐里的换下来的线穗儿也不断增多。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母亲手中卸下的线穗儿有多少个，扯出来的棉线有多长，恐怕连我们的数学老师也难以数清了。
母亲从十七岁来到我们这个穷家，就一直这么忙碌着，从锭尖上捻出棉线，又经过浆洗、经络、掏缯、穿杼、织布等手续，变成一匹又一匹细密平展的白布，除了供我们全家穿用外，大部拿到市场上出卖，换回家用的油盐酱醋和各种用具。母亲的手艺之精巧、劳作之辛勤，一直为乡亲邻里所称道。记得土改后的第二年，河南大学美术系的一批学生来村里写生，经村里推荐，为母亲画了一幅肖像，头蒙一条方巾，身穿一件大襟夹袄，面带微笑，活生生一个勤劳简朴的农村妇女形象。画旁标注：纺织模范胡大嫂。这幅画长期挂在我家的床头上，也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和母亲商量：咱寨西边那一亩埂地种成棉花吧，这样咱就不必到外面买棉花了。母亲说：“我早就这么想了，咱就种棉花。”棉花种上了，长得枝繁叶茂，可就是坐不住棉桃儿，一个个花蕾刚开过就落地了。父亲对我说：“你看看书上是咋说的？”我就跑到县新华书店里寻，找到了一本小书，上面介绍了山西省劳动模范曲耀丽的植棉经验，我念给父亲听。父亲说：咱这地肥水充足着呢，我看就是生长过旺，就按书后面说的，把劲儿用在打尖上，不让它使狂劲儿。于是我们全家一起上手，为棉花打尖，打了顶尖又打杈，忙活了好一阵子，棉花还是落蕾依旧。
过一段，棉叶上又出现了大量蚜虫，弥漫在叶背和芽尖上。父亲已经束手无策，我找来了书看，说是用水中的螺蛳捣碎发酵涂在叶子上可治。我又下水找来螺蛳实验，结果毫无效果。这一年，我家试种棉花彻底失败，曲耀丽一亩收获皮棉二百斤，我家一亩地采摘下来只收回皮棉十斤，还不及种粮食划算。父亲说：“看来我这个庄稼精也没辙了，明年改种粮食吧！”
可母亲并不沮丧，她说：“地里损失家里补，十斤可以变成五十斤、六十斤。”从这时起，母亲更加忙碌了，夜夜纺线到五更，白天坐在织布机上不下来，只见脚蹬缯子一上一下，左右穿梭轻快如飞，手搬杼子咔嚓咔嚓作响，一天竟能织出一匹布来。又马不停蹄地拿到市上，以一换二的比率换回棉花。就这样，一变二，二变四，一年间十斤棉花真的变成了六十斤。父亲心疼地说：“你这是在拼命啊！”母亲说：“不拼咋能行？儿子要上学，全家要穿衣呀！”
到了合作化时期，郑州建起了几个纺织厂，又细又白的洋布风行于市，老土布不再受人青睐了。母亲依然坚持线，又买来染料将棉线染成多种颜色，织成各种图案的床单、被面，拿到市上卖。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工厂生产的各种印花床单、布匹五彩缤纷，价格又便宜，老土布床单再也无人问津了。母亲这才悄悄把家里的纺车和织机收起，让父亲架在房梁上，再也没有转动起来。
母亲的纺织经历足足有三十余年，其手艺在周围三村五里也是出了名的，可终于没有传承下来。到了上世纪末期，年近八十的老母亲已经进城随我们子女生活，还仍然念念不忘他的纺车和织机。我说：“你线三十多年还没有纺够啊，你从锭尖上捻出的线够从河南拉到陕西了。”她笑着说：“有那么长吗？”我手拿计算器给她算了算：“你每年织布二十匹即二百四十尺，布面由经线六百根组成，长度达到十四万四千尺，按三十五年算，总长度达到五百零四万尺，再加上一倍纬线，达到一千零捌万尺了，超过了三千公里，足够从郑州到西安打三个来回了。”
母亲呵呵笑了。我端详着这笑容，感到隐隐之中深含着一种自信与自豪。是的，母亲应当自豪，这三千多公里的长度，渗透着她多少心血与汗水，凝结着她多少对子女和家庭的关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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