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听见了岁月。但你见到的岁月和我经历过的岁月，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岁月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它留在我们心里的印记，也不一样。
我爱我经历过的一切，它们像元素。它们构成了我全部的记忆和回想。它们像底片一样，记录着我生活里的风雨和波澜，光荣与耻辱。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来，是怎样来的。这些都不重要。关键在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是怎样生活的，怎么劳动的，如何爱的。
我爱我的父亲，到现在，他还活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出生在僻远的甘肃省的一个僻远的乡村。我的父亲是倒插门女婿，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他如果能娶得上媳妇的话，肯定不会当这个所谓的“上门汉”的。父亲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去世得都很早，具体哪年哪月，我不知道，父亲也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起过。我只听父亲说，他是他的大哥养活大的。在我们农村，有一句老话叫“长兄如父”，它的意思是，做长子的应该像父亲一样爱护自己的兄弟姐妹。我想我父亲对这句话是深有体会的，因为他在要求我善待弟弟和妹妹的时候，也经常这样对我这样说。我估计，大约在父亲还不到十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的爷爷奶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连记忆也没有——我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留给我的，只是一座坟头，让我在童年的时候，每年去上一次或两次坟。父亲的兄弟姐妹很多，五男二女，在父亲前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爷爷的家庭，应该是人们常说的地主阶级。据父亲说，爷爷家有上百亩的土地。但在土改前几年，闹了一场火灾，把房子、粮食、钱物……一夜之间，烧了个一干二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好卖土地：用来盖房子（那房子现在还在），过日子。土改的时候，父亲的家庭成分幸运地成了“中农”。这让父亲在文革期间，常常暗暗地，感谢那一场大火。要不是火灾，要是父亲也成了所谓的地主，他也许连媳妇也说不上。更严重地说，对父亲这么一个争强好胜、把个人的尊严与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来说，如果经常挨批斗的话，他也许会死。他受不了那样的折磨。用我现在的人生阅历，设身处地地为父亲着想，并以此来观照我父亲当年的内心世界，我认为他很有可能那样做。
外婆生了母亲和大姨两个女儿。外爷的大哥没有生养，大姨从小就过继给了他。我外爷给国民党当过兵，后来逃回来，又当了几年土匪。外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在外爷当土匪的时候，跟他离了婚。离婚以后，外婆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种了几年鸦片，后来就跟我现在的外爷在一起过日子。我现在的外爷在我四岁的时候，得心脏病去世。外婆在我十八岁那年，因肾病去世。我亲生的外爷比外婆死得迟了大约八年左右，我一直没有认他是外爷，但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跟我们一家人的关系，他跟我们一家，一直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但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不知道。后来回村，问起来，村里人说，都死了好几年了。我问母亲外爷是什么时候死的，母亲说：“问他做啥？”似乎很不想提及这样一个人——她的亲生父亲。我也就不多问了。连母亲都不愿意说起他，我那么在乎，又算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去世很早，我没有跟他们使用过爷爷奶奶的称呼，还因为我的父亲是上门女婿，自然而然地，我把我的外婆，叫婆（奶奶），我把外爷叫爷。这不仅仅是对称呼的改变，还包含着我对父亲这个上门女婿的身份的承认与尊重。不错，父亲经过他自己不懈的顽强的努力，已经把自己完整地融入这个他原本陌生的村庄里了。像一滴水进入一桶水，像一株玉米站在玉米地里。
但是，在这样一块普普通通的玉米地里，我的父亲是突出的，醒目的。是他的人格力量照亮了他。到今天，我完全可以这么说。站在父亲的立场上，我还认为，我是在问心无愧地说着我想说出来的话。
父亲对奶奶很孝顺。吃饭，父亲总是让母亲把第一碗饭端给奶奶吃，家里来了客人，做给客人吃的细粮，如果客人没有吃完，父亲首先考虑的，还是奶奶。穿衣服，父亲母亲可以不穿新的，但每年，总要给我们三个儿女和奶奶换一身新衣服。奶奶由于年轻的时候抽过大烟，有烟瘾，奶奶的水烟一直没有断过。父亲把奶奶是当亲娘一样对待的。
我对爷爷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他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小，记不住什么事情。我想，父亲对待爷爷的态度，应该跟对待奶奶一样，我觉得我的推理不会错。
我童年时听过了无数遍的流传在民间的《二十四孝》的故事，大部分是父亲讲给我听的，或者，是父亲首先给我讲过了，别人才给我讲的。他一边讲一边教育我，一定要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父亲给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当然也有他的私心，他是为了让我长大以后好好地对待他和母亲。但这些故事的教育意义，远不如他用自己的行动给予我的教育那么深刻，那么难忘。
我父母的身高都不足一米七，母亲更矮些，勉强一米六。在他们的庇护下，算好，我怎么也有一米七六的高度了吧？我也不知道我具体的身高，这并不是非弄明白不可的事情，无论填什么表，也难见到“身高”这样的栏目。由此可见，身高除了在谈对象的时候能够发挥一点点作用，别的事情，别的方面，它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我的母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得，她不漂亮，即使在她年轻的时候。这一点我完全可以推断，定论。母亲的脸很黑，是晒黑的，我认为她年轻时就很黑，经过日积月累的风吹雨打，那黑，早已深入到母亲的皮肤里去，抠也抠不掉了。
我父亲喜欢串门。在这里，我觉得仅仅用“喜欢”这么一个词来形容父亲对于串门的爱好，还远远不够。我认为我应该用的词是“酷爱”。不错，父亲酷爱串门。天一黑，或者，天还没有黑，父亲吃完了晚饭，撂下碗筷，一边擦嘴，一边往外边走。不到凌晨一两点，他是不会回来的。他出去又没有什么事情要做或要说。但每天晚上，父亲都要出去，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父亲张家屋里出来，李家屋里进去，少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多则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他找人说话、打牌，也喝茶、抽烟、喝酒。人家不喜欢他的到来，给他一口水也不给，他照样能坐好几个小时。上门的是客，人家又不好意思撵他走。走与不走，全凭父亲的兴趣。村里曲曲折折凹凸不平的小路，什么地方有个坑，什么地方有块石头，哪儿有个柴垛草垛之类的，父亲心里非常清楚。村里的路，无论有月亮还是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父亲闭着眼睛都能走得稳稳当当的。
收拾完锅碗瓢盆，喂完了猪，喂完了包产到户时生产队分给我家的那一匹枣红马，用稻根或麦草或玉米秸杆，把炕煨得热热的了，母亲并不去睡。她把大门关上，并没有闩住。闩了大门，父亲就进不来了。
母亲回到屋里，坐在火塘边，她一边烤火，烧一点开水，一边等父亲回来。火很旺，但火缓慢地小了，母亲往火塘里再添几根柴进去。火慢慢地，又小了，火焰收起了红亮的跳跃的火舌，变暗了，变弱了，挂在钩子上的水壶里的水早已烧开了好几次，换了好几次，所有的热水瓶都灌满了。母亲不想再把柴添进火塘里去，她觉得那样做已经是一种对柴的浪费行为。火焰很快就没有了，灰烬覆盖了火，灰烬完全吞灭了火。
父亲没有回来。
母亲靠在墙上睡着了，冻醒了，父亲还是没有回来。
母亲靠在火塘边的墙上，继续睡。父亲或迟或早地回来，必定到火塘边去，叫醒迷迷糊糊的母亲。他也知道母亲一直在那儿等他。
父亲有时候回来，鸡都叫了。母亲照样不问他，不说他，两个人，无声无息，煤油灯也用不着点。炕已经冷了，冷透了，冰凉冰凉的。
父亲对他的大哥是很尊敬的，他也许从他大哥身上能看到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的影子吧。父亲时不时地，总要给大伯送一点礼物去，烟啊，酒啊，或者是大米、白面。大伯家住在对面山上一个叫寺陡坪的村子，他们村不出产水稻，小麦也很少，很难吃到细粮。虽然那样的年月，我家的定量也不过是十天才吃一顿细粮，但父亲觉得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比大伯家要好很多，他觉得他不能独自享福。父亲送给大伯的东西，有时候是托熟人捎去，有时候父亲派我去，或者干脆是他亲自去。逢年过节，更少不了预备给大伯的一份礼物。
对于父亲的做法，外婆从来不说什么，母亲也是一贯支持的。母亲的一生，几乎就没有反对过父亲。在我们家，总是父亲在说，母亲在做。父亲说什么，母亲就做什么。经常批驳父亲反对父亲的人是我和弟弟。我的话，不管父亲爱听不爱听，他都能听下去，但他照样我行我素；弟弟说了他的不是，就要挨打。每当这时候，我就会站出来，把弟弟护住，我知道父亲不会轻易打我，我非常知道，但我不知道父亲这么偏袒我的原因。我经常利用这一点，并以此来博取弟弟对我的顺从与尊敬。我弟弟是一个脾气很拧很倔的人，他谁也不服，但他服我，这跟父亲对他大哥的态度，如出一辙，一模一样。
事与事之间，人与人之间，有时候，真是惊人地相似。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当我们老去，满头满脸都是经验和教训的时候，我们对它，又了解了多少，知道了多少呢？一个人，真是太小太小了，太微不足道了。我因此经常暗暗地告诫我自己：无论什么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太高，否则，必定栽跟头。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几乎没有吵过架。父亲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母亲没有顶撞过他，偶尔抱怨几句，也不当着父亲的面。母亲一贯听父亲的安排，即使父亲安排得不对，母亲照样严格执行。母亲不动脑筋，不操心，她只是在做，她一直在做。父亲却是只说不做的人。即使同在地里干农活，几乎有一半的时间，父亲在休息、抽烟、察看，母亲却怎么也从地里抽不出身来，她一到地里，就歇不住自己的手脚。
是招一个上门汉不容易，是母亲觉得自己配不上父亲，她才故意迁就父亲的吗？我以为，并非如此。
现在，我用我的心来观照母亲的心，我仍然无法给出一个让我信服的答案。父亲已经去世十余年了，母亲依然健在，但我不能用这样的问题去问我的母亲，我以为，我如果这样做了，就是对母亲的大不敬。
听我弟弟说，父亲虽然去世好多年了，母亲还是隔一段时间，就到父亲的坟上去，给他烧一些纸钱，还嘀嘀咕咕地，说很多家长里短的事给父亲听。她这么做，好像在给父亲“汇报工作”一样。弟弟是带着笑说给我听的，我却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这是阴阳两界的交流，是心与心的交流，这样的交流与沟通，应该是没有任何界限的。
母亲有了想说的话，谁听她的唠叨呢？弟弟是个急脾气，他从来不听，因为母亲说事又慢、又细致，她老怕别人听不清，她一般是任何细节都不会遗漏的。弟弟只要看见母亲做出开讲的架势，立即就阻止了她；弟媳妇自然也没有耐心听母亲的絮絮叨叨。妹妹嫁得远，我也不在她身边。她要说的，她想说而又没有说出来的，谁会在意呢？只有父亲听她说话，而且很认真。我甚至知道，父亲不是装出来的。父亲心里明白，一个不怎么说话的人有了想说的，那么，她认为就是非说不可的。我偶尔看见的，都是父亲认真而又耐心地听母亲说话的样子。父亲从不打断母亲要说的话。他让她把她想说的，都说给他听。母亲说得不对的地方，父亲还会不厌其烦地，一一更正她。
说句心里的话，有一段时间，我对父亲与母亲的感情，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隐隐约约地，我从乡亲们嘴里，还是听见过一些关于我父亲流言蜚语的。说的人说得似乎还很像，父亲也的确经常到那女人的家里去串门。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我觉得父亲对那个女人，仅仅是有好感，因为她漂亮。一个男人可以对漂亮的女人、温柔的女人、贤惠的女人……有好感，而且喜欢接近她，愿意接近她，但这不能说明他就爱她，就一定跟她有什么瓜葛。我认为父亲就是这样。他仅仅是喜欢那个漂亮女人。这并不能证明父亲就因此对母亲有什么不忠的行为。
父亲串门，几乎是家家都去，天天都去，有时候还带着我去，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但我也不能因此就说他是清白的，对母亲是忠诚的。因为我毕竟不是当事人。好在，母亲是信任他的，母亲从不怀疑父亲的行为。我也愿意相信我母亲的判断。同样，父亲也非常地信任母亲。童年时我就听人给父亲说过关于母亲的一些不好听的话，但父亲一点也不相信，他甚至当笑话讲给我们一家人听，他甚至要母亲故意继续跟那个人接触，用不着回避什么，顾虑什么。夫妻之间能够达到这样的信任程度的，到现在为止，我在我熟悉的人里边，还没有再发现过。
当然，到了后来，我就不怀疑我自己的父亲了。我知道他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但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我父亲是不会犯的，因为这能够把一个人搞臭，闹得你“猪嫌狗不爱”。父亲是一个非常爱面子、非常注重自己的名誉的人，他也是一个聪明的人，在一个那么小的不足二百个人口的村子里，他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有损自己脸面的事情的。
父亲为什么串门？这我知道。因为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还因为他是一个管不住自己，非要替别人、甚至也替全村人操心的人。村里无论什么或大或小的事情，比如婚丧嫁娶、修房盖圈、迷信社火、斗嘴吵架……没有一样少得了父亲，没有一件父亲不是一条龙服务到底的。农村里的大事小事，无论谁家有了事，父亲是样样精通，样样热心。父亲办事公道，能说会道，一诺千金，分文不取。因此，他在村里的威信很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谁家里有了什么事情，也都愿意找他来解决。生产队里的事，父亲当大队干部的时候，是他说了算，后来他不当了，生产大队也改成村了，村里的事，村长村支书说了不算，还是父亲说了算。村干部想好了，必定先来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行就行，他说不行，村干部就得另做打算。
父亲串门，有时候是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诸如此类。更多的时间，他是搞一些娱乐活动，比如打扑克、打长页子牌（一种老式扑克）、摆杂（说闲话）、摆古今（讲故事），也喝酒。父亲特别爱喝酒，一天到晚不吃饭是可以的，一天不抽烟不喝酒，是不行的。他烟瘾很大（一天抽三包劣质纸烟），酒瘾也不小（每天至少喝三两散装白酒）。他串门为了蹭烟酒的想法也不是没有，但他的烟与酒，更多的，是让别人蹭去抽了，喝了。别人到了我们家，不抽掉几支烟不喝上两杯酒就要走的话，是绝对不行的，父亲认为那是看不起他。村里的其他人，能够在家里经常预备着烟与酒的，没有几家。即使家里有，也不见得只要一来人就愿意拿出来给人抽掉、喝掉。
父亲为什么要这么“显摆”呢？
此前，村里也不是没有人招上门女婿，但没有一个能够“站得住”——留得下来。这个村里的人，都姓一个“张”姓，非常地排外。我父亲当了上门女婿，他下决心要“站得住”，而且还要让长子（也就是我）跟他姓“刘”。他说到了，也做到了，他还让村里人听他的了。后来，村里有一家，也招了一个上门女婿。我父亲对他非常好，处处关心、照顾。但村里的人，总是欺负这个人，说他是“外人”，是“来历不明的人”，是“野鬼”，明摆着是要把他赶走的意思。在父亲庇护和鼓励下，这个人虽然多次萌发了要走的念头，毕竟没有离开，他现在还在我们村，也是一大家子人了。
不仅如此，父亲还自作主张，把一个姓“路”的老师从外村迁移到我们村，他还把我家的四间房子腾出两间来，免费借给他住了好几年，他还让生产队给那个老师一家六口人都分了承包地。这件事，村里人意见很大，但没有一个人敢在父亲当面说，他们都怕得罪父亲，他们忍了，也认了。
理想是什么？也许很大，也许很小。父亲是一个普通人，他的理想就很小，很卑微，也很实在。但要做到，要实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不怀疑自己，要身体力行、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父亲的理想首先就是做一个成功的上门女婿，然后才是在村里做一个能够出人头地不可或缺的人，他跟我说过不止一次。他做到了，他也知道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
我也这么认为。
现在，偶尔回村，或村里人进城来，到我家里，他们见了我，时不时地，就会说出一句不经意的话来：“自从你爸爸去世以后，村里的事，也就没有人管了。”
我觉得，这是对父亲一生最好也是最朴素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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