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们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哪怕撞得头破血流都不肯停下来, 不知道回头。
从陕西回到北京，生活的第一件难事就是要找一个住处。
90年代初，房子还是靠单位分配。我在北京一家合资公司上班，工资多拿一些，可没有宿舍，也没有房子可分。他的研究所是国营单位，分房的基本条件是已婚。未婚的人看来是要住一辈子宿舍了。
经朋友介绍，我终于找到一处：北大西校门外有一片家属楼，地下室过去是防空洞，后被学校改建，隔成小间，由小区的居委会出租给外地人。
地下室的租客大部分是北大往年的毕业生，有的在准备考研，有的是准备考托福出国，早出晚归，北大图书馆是他们真正的家。剩下的光怪陆离圈：小生意人，保姆，游荡的文化人。这些人来自天南海北，吃住全在地下，电炉用到跳闸，彼此小偷小摸，矛盾不断，争吵不休。
刚搬进地下室时，我自由得像断了线的风筝，每天下班都可以去找他，呆到很晚才回住处。和我同屋住的有两个外地女生，一个容貌娇小，吊了一高大粗旷的男朋友，她经常在男友住处过夜。另一个年长，一脸世故，她是白天睡觉，晚上打扮完毕便消失在夜色里。
冬天，小小的地下室是温暖的，自由人的我感到生活是新鲜的。
春天来了，地下室开始变得潮湿阴冷，到处散发着发霉的味道，被窝总是潮潮的。我开始生病，咳嗽发烧。他把我领到北医，他高中同学，读医学博士的老七带我去看病，原来是肺炎。我在老七的宿舍里打了七天抗生素的点滴，不发烧了。
我的病是好了，但情绪低落，连续好几天下班没去找他，也拒绝他来看我。下班后，我直接回到地下室，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怎么感觉像是被打败了似的！
他来找我，坐在床边，沉默了许久，说：“地下室你不要再住下去了，会毁了身体。要不我们结婚吧？这样，我可以在单位有资格排队分房。”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酸酸的，转过脸，眼泪禁不住扑落下来。心里拼命在呼喊：难道生活就这样嘲讽我吗？爱情很快就没了浪漫，只剩下婚姻一条路可走了吗？柴米油盐酱醋茶加房子，将来还有孩子，挟迫“从俗”是"独立"给我上的第一大课？！
他看到我哭，自己的眼圈也红了，侧躺在我身边，把我搂进他的怀里，一边用手拭去我的泪，一边哽咽地说：“别哭，都是我不好，让你先为我离家出走，然后住这样的地下室, 还生了病。我知道自己很穷，一无所有，但从遇上你，我就一直想和你有一个家，心累了，它有一个休息，放松的地方。嫁给我吧，我们一起三年了，生活会一点点地好起来，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让我们相信你我的爱情能穿过这风风雨雨，走到明天。”
我们结婚了，他二十七，我二十三。我们的结婚照，俩人都没有笑容。
从居委会领了证出来，我们把所有的钱放在一起，点一点，不过三千块。他问我打算怎么庆祝？我说：离开北京，去旅行。于是我们去了南京，看了在那里读书的妹妹，又南下无锡，苏州，杭州。
再回到北京时我的心情好了许多，用剩下的钱租了一间郊外乡村的平房。每天上下班，我和他要骑车穿过一大片田野才能进到汽车来往的柏油路上。
我们住在一起，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家。
家是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床，房东借的，唯一属于自己的家当是一套我买的床上用品。
我和他结婚的事，谁也没告诉，但消息还是漏了出去。一天下班回家，他大学好朋友依男靠着一辆平板三轮等在门外，车上放着他和另一朋友合买的一张折叠饭桌和四把折叠椅子。送完东西，他说：“我在北京是光棍，没有家，以后我会到你家来蹭饭。”
他高中同学雅，排行老九，她住的公寓楼离我上班的公司不远，总是打电话要上她家去吃饭。雅的家那么小，一间房而已，放不下床，就摆了一个能收能放的折叠沙发床！当时雅在怀孕，吐得厉害，不能闻厨房的油烟，但夫妇俩总叫我们周末去吃饭，每次都是老公下厨。我推脱说不去了，她老公说：“那我去你家吃饭？”我为难：“我们还在吃食堂，我还……” 雅说：“那你就来我家吃饭，把这儿当成自己家。”
春天，我还是姑娘。夏天，我已成了他的妻。秋天到了，他单位的新楼盖好了，很多排队多年的人分到了新房，有一批单位的旧房腾空出来。他领到研究所总部招待所分隔出来，借给职工的一间房。
拿到钥匙，我和他坐公车，倒地铁，花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才看到那间房。虽需长距离通勤，但那间房毕竟是楼房。房间很大，窗子很多，屋子很眀亮。
冬天来了，我和他有一个属于自己布置的家，窗户太多了，扯了很多布做窗帘，苹果绿的颜色给新家添了许多温馨。床垫是新买的，没舍得买床，从单位借了床板铺在床垫底下，我想像这是日本的榻榻米。朋友送的桌椅迎来了我们结婚以来请的第一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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